——以“假警察”引發的損害賠償案件為切入點

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民事糾紛日益增多，各種新類型民事案件層出不窮，案件當事人多、涉及面廣、運用法律較為復雜。但法律本身的滯后性及規制的原則性，法官在具體審理案件時，對事實認定、法律適用、證據規則運用等方面較以往擁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權。自由裁量權是法官行使的一項重要司法權力，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然而在具體操作中對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無明確的規范，使得在審判實踐中，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裁判的案件，一審、二審會有不同，出現同案不同判的現象，甚至個別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種現象的存在嚴重損害了司法權威，導致人民群眾對司法越來越不信任，司法公信力不斷下滑。因此，有必要對民事自由裁量權進行規制，以期形成統一尺度，更好的服務于司法公正。本文首先從“假警察”致人損害案件切入，引出自由裁量權的問題，進而分析我國民事自由裁量權在實際運行中的狀況，通過分析導致自由裁判權異化的原因及產生的不良后果，提出規制民事自由裁量權的必要性，最后對如何規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提出了一些意見或建議。

一、何為自由裁量權

(一)“假警察”引發的損害賠償案件

2011年3月20日晚，梁某等4人在某茶樓包房打麻將。次日凌晨時分，潘某等人前去該茶樓找梁某。當潘某走到梁某所在包房門口時，發現該房門反鎖，于是想開個玩笑，便急促敲門，并大聲喊：“查房!查房!”屋內的梁某等人反問：“是誰?”潘某仍大聲喊：“查房!查房!”并繼續用力敲門。屋內的梁某等4人均以為是警察查房，恐慌之際,梁某首先翻窗離開包房，其余3人隨后也翻窗離開。當梁某在走廊準備翻越欄桿時，不慎摔傷。后梁某以潘某等人在茶樓假冒警察名義查房導致其摔傷為由，請求法院判令潘某賠償其醫療費等各項費用共計14.5萬元。

潘某在本案中應否承擔責任，在事實認定上的關鍵在于潘某的行為與梁某摔傷的損害后果是否存在法律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而因果關系的認定在事實上和法律上無法確定時，往往通過鑒定來認定，但本案如果通過鑒定，在技術上依據現有的條件是無法操作，那么，法官該如何認定這一事實呢?

上述案件一審法官以梁某摔傷直接原因是懼怕公安機關的查處，進而選擇非正常的進出通道，才不慎摔傷，與潘某的行為不存在因果以此為由駁回了梁某的訴訟請求。二審法院則以梁某等人不認識潘某，不熟悉潘某的聲音，潘某假冒警察查房的行為足以使屋內的人產生極大恐懼，與梁某的摔傷存在一定因果關系，繼而改判潘某承擔20%責任。

法官不能以法無明文規定、法無巨細規定為由拒絕裁判，在這種情況下，自然而然的用到自由裁量權。我國雖然沒有在立法中明確的規定自由裁量權，但在審判實踐中自由裁量權的運用卻是大量存在的。上述案例正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具體運用，且因在適用中因認識上的不同，對案件的處理結果一審和二審截然不同。

(二)何為民事自由裁量權

什么是民事自由裁量權?中外學者們眾說紛紜，但至今對其內涵的界定沒有一個明確的統一的理論。《牛津法學大詞典》對自由裁量權的內涵界定為：“酌情做出決定的權力，并且這種決定在當時情況下應是正義、公正、正確、公平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的權力或責任，使其在某種情況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權。有時是根據情勢所需，有時則僅僅是在規定的限度內行使這種權力”。[1]我國有學者認為自由裁量權是指“法官裁判之度量，是法官在審判活動中，發揮主觀能動作用，選擇、適用法律和司法解釋，對具體案件作出評價判斷，并作出處分的裁判自由度”。[2]筆者結合審判實踐，認為民事自由裁量權是指法官在民事審判活動中，在法律規范范圍內或法律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運用自由心證，結合自身經驗和法律理性，發揮司法能動性，對案件事實進行合理的判斷和認定，對法律適用作出正確的選擇，公平、公正作出裁判的權力。

民事自由裁量權在審判實踐被大量運用，卻無固定的行為模式和審查模式，以致一審、二審法官因對事實認定、法律適用、證據規則等方面原因導致二審法院改發一審法院案件時，一審倍感“委屈”，二審則覺“合理”。同時，實踐中，也存在法官違反法律賦予其自由裁量權的目的而濫用自由裁量權，謀取個人利益的情況。筆者意通過下文分析兩審法院在適用民事自由裁量權時存在差異的原因，找出一套規制民事自由裁量權的機制，更大限度的發揮自由裁量權的功能。

二、自由裁量權何以存在

民事自由裁量權在審判實踐中客觀存在，并廣泛運用，其何以會廣泛存在?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法律的滯后性與不周延性、模糊性

法律本身具有普遍性，但法律的普遍性忽視了社會現象的特殊性，對于一般情況適用的法律規制可能會導致個案的不正義。現實生活復雜多變，成文法不能涵蓋整個社會現象，這必然使得現行的法律規制中存在一些原則性的規定，而這些規定本身是模糊的，需要法官根據自身理解去適用，也就必然產生了自由裁量權。

2、法官的能動性

法官在制作裁判文書時，對事實的認定、證據的取舍、法律的適用這一過程都會運用到自由裁量權。在事實認定、證據取舍上，對于哪些證據材料符合證據的三性，可以作為認定案件屬實的依據、證據證明力的大小，不同證據之間是否存在沖突等，都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法律適用上，法官要對法律條文理解的基礎上，選擇適用何種法律，并對法律條文與事實之間有無邏輯上的必然聯系作出判斷。

3、實現法的目的需要

法律的目的就是定紛止爭，當法官遇到疑難復雜案件時，不能以法律規定不明確或事實不清楚為由拒絕裁判。法官必須解決糾紛，這是法官的職業準則和社會責任。然而，當存在“真空法律”時，法官就需要通過自由裁量權審判案件，從而賦予了自由裁量權存在的正當性。

三、自由裁量權現狀如何

(一)民事自由裁量權適用差異化原因

1、法官認識不統一

自由裁量權行使的主體是法官，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必須借助于法官的具體職務行為來實現。民事法官在各人學歷、法律素養、審判經驗等方面存有差異，從而導致對案件的事實認定上會產生認識不統一，對舉證責任分配上會不盡相同，而實踐中民事自由裁量權的適用主要體現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是運用自由心證來實現的，自由心證依靠的就是內心的公平、公正，而這些都是通過長期形成的法律素養、文化水平等顯現的。在我國，法官業務水平參差不齊，尤其是基層法院法官的整體水平與中院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認識上的不統一，使得兩審法院對同一個案件裁判不同的結果。法官認識不統一主要體現在案件事實的認定和舉證責任的分配上面。事實上認識不統一如本文開頭所述案例。舉證責任的分配問題筆者通過案例來闡述。

李某租賃張某的房屋，雙方未簽訂書面租賃合同，但形成了事實上的租賃關系。在履行過程中，張某的房屋面臨拆遷。雙方遂簽訂了解除租賃合同的協議，約定由張某支付李某搬遷補助費、提前搬遷獎勵金和附屬設施拆遷補助費，其中搬遷補助費有具體金額，其他費用未約定具體金額。張某在領取該款項后未支付給李某，李某隨訴至法院。一審法院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將舉證責任分配給李某，以李某不能舉證證明提前搬遷獎勵金和附屬設施拆遷補助費的具體金額為由，判決駁回原告該部分訴訟請求。二審法院以張某事實上從拆遷部門領取了所有拆遷費用，其非常清楚各項費用的具體金額，應視為證據的持有者，根據證據規制第七十五條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支持了李某的訴訟請求。該案例是兩審法官對舉證責任的分配法人認識不一而導致處理結果截然不同。在自由裁量權的適用上，很多都是基于認識不統一而產生不同的裁判。

2、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

民法博大精深，民法通則之外，尚有眾多民事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等，然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前進，新形勢下不斷涌現新型民事案件，民事法律遠遠涵蓋不了存在的所有民事法律關系，且法律之間、法律與司法解釋、法規之間存在對同一事項不同規定的情形，甚至存有沖突，導致了法官在民事審判活動中適用法律進行裁判時感到無所適從，究竟是適用此法還是彼法以及具體適用法律的哪條條款，一審、二審法官因考量的因素、對法律的理解等不統一，在運用自由裁量權選擇適用哪種法律時也會存在不同，從而可能導致同案不同判。民事法律關系的復雜性、民事法律的種類繁多以及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使得法官在適用法律時存在不確定性，故而在運用自由裁量權時不可避免會出現差異化。

3、利益較難平衡

民事案件中尤其是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在對當事人進行責任劃分時，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的度較為廣泛，誰承擔主要責任，誰承擔次要責任，主次責任的責任比例為多少，具體賠償數額如何確定，都些問題法官在合法、合理范圍內均可以自由裁量，法官在自由裁量這種類型的案件是，往往考慮最多的就是利益的平衡問題，但是利益本身就是很難做到百分之百的平衡，法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在平衡利益時，在充分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法官一般是基于當事人的具體情況、支付能力、過錯大小、對善的同情對惡的懲罰來認定其具體承擔多少。但是一、二審法官在責任分擔、利益平衡等方面因個體的差異，導致責任分配、賠償數額的差異。

4、案結事了的壓力

司法的功能之一就是定紛止爭，作為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公眾對法律的信任使之希望訴訟案件到法院能都得到一個公正、合理的裁判。但社會關系的錯綜復雜，民事法律的滯后性和規定的原則性，決定了法律在一些情況下無法達到絕對的公平與合理。然而公眾的期盼、法律的權威、法官的職能使法官仍要竭力解決糾紛。此時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的幅度更為寬廣，在法律、法規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適用民法基本原則諸如誠實信用原則、公平公正原則審理案件，確保案結事了。

5、信訪壓力和公權力影響

近幾年，社會的大發展大變遷，引起了各個地方新一輪的城市建設，拆遷安置、征用土地、商品房買賣等類型的案件也逐漸增多，這些案件涉及當事人眾多、影響范圍之廣，當事人訴至法院的同時，還到政府等部門集體信訪，當事人不服判決，繼而出現堵法院大門等過激行為，上訴至二審法院，當事人在裁判結果未出之前卻將案件公布于眾，欲將事件越鬧越大，引起關注。在這種信訪壓力之下，公權力可能介入，二審法院在裁判時不免要考慮信訪、媒介、公權力等影響，在法律規范允許范圍內可能會一審案件作出改發。

6、案件質量評估體系的異化考核

目前，全國法院推行案件質量評估體系，加強對案件質量的監督和管理，通過設置相應的指標體系，運用數學計算公式對案件質量進行評估。但是在實際的運用中，將評估結果作為考核法院的主要依據，成為評優劣、定先后的主要指標，結果運用的異化，各級法院為追求高指標排名，在功利主義的驅使下，“美化指標”的手段越來越多。評估體系中有一項考核指標即為一審案件改判發回重申率，上至高院，下至基層法院，針對該項指標規定了滿意值和不允許值。為了完成考核指標，二審法院在對一審法院適用自由裁量權裁判的案件，在可改與不改之間，考慮到考核指標，二審法院可能選擇改判一審案件。

(二)民事自由裁量權差異化產生的不良效果

民事自由裁量權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有其優越性，可以實現個案正義和實質正義，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彌補法律漏洞，是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培養法官創造性才能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由于適用自由裁量權的度把握不準，也會產生一定的不良效果。

1、同案不同判

法律賦予了法官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不同法官根據不同案件的具體情形，對沒有法律具體規定的事項作出裁判，因每個法官在年齡、閱歷、學歷、知識結構等方面存在差異，這種情形下容易發生法律適用的不統一、事實認定的偏差，從而出現同案不同判現象。審判實踐中，同案不同判現象頻繁發生，主要原因就是自由裁量權的適用缺乏統一標準，破壞了司法的統一、法律的統一。公眾認可法律，信仰法律，依照法律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如果同類案件不同判決，公眾會質疑法律的權威，可能對法律失去信心，對法院法官失去信心。而“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一旦不被公眾所信任，法律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2、濫用民事自由裁量權，影響司法公信力。現行法律沒有對自由裁量權的運用程序及應遵守的規制進行規范化約束，以致在實踐中適用自由裁量權差別之大。個別法官為謀取個人利益，利用“真空法律”而作出違背法治精神、公平正義的自由裁量，損害當事人權益。濫用自由裁量權，必然導致司法腐敗，司法腐敗，哪怕是局部的腐敗都是對司法廉潔活水的玷污。法官本在公眾心中代表客觀、中立、公正，如果一個法院的法官出現司法腐敗，會讓公眾對整個法院產生不信任，進而不信任法律，嚴重影響司法公信力。

四、自由裁量權如何規制

法官自由裁量權是客觀存在的，在法制不斷完善的今天，民事自由裁量權存在的困境日益明顯，濫用民事自由裁量權的情形時有發生，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其表明看是合法，實質上破壞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社會主義法制原則，有損司法機關的形象和權威，損害了當事人利益。如學者所言“自由裁量權是為法律所創造的，沒有理由認為法能夠創造自由裁量權而不能控制自由裁量權??”，因此，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因進行合理控制，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一些建議，從而為規范自由裁量尺度提供一些參考。

(一)明確立法內容，保障自由裁量權規范行使

自由裁量權是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根據法律規定和立法精神，秉持正確司法理念，運用科學方法，對案件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以及程序處理等問題進行分析和判斷，并最終作出依法有據、公平公正、合情合理裁判的權力。[3]我國民事法律法規數量之多，但未能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法典，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新情況、新問題較多，這些民事法律表現突出的滯后性，以及單行法規之間重復、沖突之處極多，加之立法過程中對民事自由裁量權或有意或無意的忽視，某些自由裁量權幅度過大、過寬，應該說，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是在法律不完善的情況下，迫不得已而最后采取的手段，是彌補法律與現實社會之間的裂縫，是一種對既存法律的補充行為。”[4]因此，必須盡快完善立法，使我國的民事法律體系更為縝密，可操作性更強，法律規定的越為詳盡，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幅度范圍就會越小，反之，留給法官發揮自由裁量權的余地就越大。同時，為避免法官對彈性法律用語的隨意解釋而造成適用法律的不一，確保立法和法律適用的統一，應加強立法解釋工作。

(二)建立和完善監督機制，確保自由裁量權依法行使

眾所周之，任何一種權力，只要沒有監督，就可能會產生恣意和濫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也不例外。自由裁量權如果沒有監督，就是一種絕對的權力，必然會導致腐敗。因此，應該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學合理的監督機制，確保自由裁量權依法行使。首先，監督機制應該嚴格地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監督機制的設立應以法治精神為其唯一考量。以上訴案件為例，如果并沒有證據證明初審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存在受賄、瀆職等可能導致不公正判決的因素，對其裁量性決定的監督應該僅以二審法官的二次裁量代替，而不是從價值上以否定評價。當二審法院認為一審法官如果綜合考慮了所有合理因素將會得出不一樣的判決結果，方可認定其不恰當地行使了裁量權，但仍不能武斷地冠之以“濫用”。即對屬于初審法官裁量權范疇的內容，表現出應有的尊重，從而確保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無需考慮法律之外的任何權威，而僅以法律的公正及對法律的內心確信為其考量[5]。其次，能夠正確認定自由裁量權是否達到濫用的程度。自由裁量權的存在主要是因法律存在漏洞，法官不能以法無明文規定而拒絕裁判，在適用自由裁量權與維護法律司法權威之間，如何判斷法官是否濫用自由裁量權時，應主要看法官在審理過程中是否違反法律目的，處理結果是否明顯不合理、不正當。如果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應認定是濫用自由裁量權。最后，法院內部可設立專門的監督部門對案件的裁判結果進行監督，如筆者所在的法院，通過審監庭對法官的裁判文書進行評查，避免裁判文書帶錯出門。

(三)完善內部管理機制，確保自由裁量權程序規范

程序正義須通過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法官應將適用自由裁量權的過程通過看得見的方式表現出來，以便于公眾辨別是否亂用或濫用自由裁量權，即通過合理正當的序來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

針對當事人，法官應充分保證其質證、辯論等的訴訟權利，告知當事人某種法律問題存在何種不確定，使當事人對這個爭議問題進行充分的闡述和辯論，并與之溝通，讓當事人參與到自由裁量權行使的全過程。只有規范的程序保證，才能避免讓當事人及社會公眾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產生懷疑。

在法院內部管理上，一是建立重大疑難案件自由裁量權匯報制度，法官在審理案件中，遇有重大疑難復雜案件，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應首先向本庭庭長匯報，后逐級向分管院長匯報，報請庭長和原則后提交集體討論研究決定，二是建立審判聯席會制度。如筆者所在的法院每周二下午固定召開審判聯席會，由分管院長主持，各個庭庭長及其他審判人員參加，主要針對審判實踐中有爭議的法律問題進行研究討論，形成統一裁判尺度。對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對案件的審理結果有重大影響時，需提交審判聯席會研究討論，防止“一言堂”定案，以達到有效控制法官個人濫用自由裁量權。

(四)加強法官職業道德建設，保障自由裁量權公正行使

法官人品決定司法產品。作為自由裁量權行使的主體，法官自身因素在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中也起著重要作用。一個優秀的法官是防止自由裁量權濫用的防腐劑。由于我國法治化進程較短，每個法官由于對法律理解程度和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使得對同一案件不同法官依據自由裁量權處理的結果會有不同，法官整體素質參差不齊，成為審判實踐中自由裁量權或被怠于行使或被濫用的重要原因。因此應當在完善現有的監督體系的基礎上，采取進一步措施，保障法官職業操守整體提高。嚴格制定法官的選拔任用機制，加強對法官的培訓，提升法官司法能力，以真正提高法官對法律公平、正義精神的理解。此外，可以借鑒一些法制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的做法，設立專門的法官道德懲戒機構，受理當事人和社會對法官不正當行為的投訴，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司法委員會、美國的懲戒委員會或懲戒法庭等，用這些外力的介入提醒法官自省，不斷提高自己的職業道德修養。

首先，注重法官任命精英化。法官是主持正義、明辨是非曲直的仲裁者，他們應該是社會的精英，是受到社會尊重的維護法治的專家，是實現社會正義和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必須提高法官的職業門檻，必須實行法官的精英化。為此，凡任命法官均須符合以下條件：正規本科法學院校畢業的本科生以上;具有豐富的心理學知識和其他的社會科學的知識;有良好的判斷能力、控制能力、交往能力和學習能力;應該具有5年以上的司法經驗。只有通過提高法官任職的門檻的渠道，會使法律人知悉進入法官這一法律職業的艱辛。因為只有法官的任職條件極為嚴格，法官才就會更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職位、職業，這就促使他們會憑著人類的良知、公平和正義之心，來真誠的理解法律，進行公平的審判，維護法律的正義，以換取法官這一讓人值得羨慕和尊重的職位的真正永久的擁有;法官也就會以日月可昭的道德操守，讓其沽身自律，視正義為生命，在社會利誘甚至威脅面前而巋然不動，因為他們也深知，司法的權威就是操作在他們的手中。

其次，嚴格實施法官獨立制度。法官司法權的獨立行使，并不意味著法官不受任何的約束。其實，法官獨立的真實含義是：法官不僅僅是獨立行使司法權，不受任何干擾，更是法官責任的獨立。權力不僅僅意味著管理別人，而且也意味著責任。只有法官真正的獨立了，他們在進行自由裁量權時，才不會有更多的利益因素考慮，也不會為別人馬首是瞻，他們才會真正的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進行獨立的判斷和裁判。換言之，真正獨立的法官，他們在進行所謂的司法自由裁量權時，是會根據自己的內心良知進行判斷的，也會以一顆平常心來進行公正的裁判，他們就更不會在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權時，去摸索上級領導的意圖，或者是患得患失。

第三，加強法官培訓。我國民事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較多，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新情況、新類型的案件層出不窮，新的民事法律法規也不斷出臺，法官在現有的法律知識儲備下要不斷學習新的法律法規，不斷提高自身的法律素養，提升審判業務能力，避免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情形出現。

最后，建立法官審理案件的衡平機制。權力本身就孕育著腐敗，絕對的沒有被限制的權力更是如洪水猛獸，禍害無窮。所以，權力不但要分離，更重要的是權力的制約、制衡。法官有自己特有的職業經驗，而這種職業經驗使得他們的思維模式已經高度的固定化，因而他們會穿越捷徑而直接作出裁判，也就不可避免的以司法偏見的眼光來裁判案件，更不可能去關注案件中的一些細節問題了。眾所周知的是，法律是為普通人制定的，所以，在具體的案件審理之中，是離不開普通人的參與。而人民陪審員就不同了，他們是來自“活”的或“動態”的社會之中，在社會背景、職業、生活經歷、道德價值等方面，可能比法官更有可能接近于當事人，更有可能理解當事人對法律和法官裁判的期望，他們會基于深深的社會良知、社會正義盡力作出一個合理、合情并能夠令人信服的裁斷。俗話說“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來源于社會中的陪審員能夠匯集人們的多種經驗和觀點，集中他們的智慧并經過深思熟慮而慎重地得出結論，也許要勝過一個或兩個有經驗法官的頭腦。因此，法官裁判時，應該盡可能的參考人民陪審員的意見和建議。這樣，人民陪審員就會對專業的法官進行權力的制約和牽制，法官也就不會武斷的進行司法自由裁量權了，也能夠會把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使其服務于公平和正義。

(五)引入判例制度

在審判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登載的案例就已經起到判例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編輯公布案例的舉措，反映了司法實踐的客觀要求，符合了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的期盼，滿足了人民群眾要求司法機關對相同案件作出相同裁判的要求。通過案例制度，彌補立法的不足。我國現行司法審判習慣于從一般法律規則到具體個案的思維方式，而且判例的主要功能就是將具體的司法解釋、填補制度法的漏洞、協調法律規范之間的沖突等。盡管我國不是判例法，但同樣案件同樣處理，是法治的原則，也是當事人的心理預期，在實行自由裁量權時，應當遵守法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尊重之前作出的判例，如果要改變原來的判例，就必須要有正當理由。判例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限制的效果表現在：一方面按照遵循先例的要求對于相同或相似的情況，應當適用相同規則來裁判，使裁判的結果大體保持一致。法官可以受先例的約束.較為準確合理地做出判決。另一方面，在遇到“無法可依”的情況下，法官可以依據先例確立的規則做出裁判[6]。所以，基于判例制度的優越性以及對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重要功能，通過在司法實踐中充分應用判例制度來不斷加強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規范。

(六)公開裁判文書，改革裁判文書寫作方式

現我國正在試行裁判文書公開上網制度，裁判文書尤其是判決，其應該詳細闡明正義的實現不僅僅是實體正義的實現，還包括是程序正義的實現。公開裁判文書，一方面是公眾“看得到”案件的審理過程及法官裁判的理由，另一方面也讓法官更加謹慎、仔細，不能濫用自由裁量權。法官在裁決中闡明其裁決理由，既要說明哪些情節予以考慮，哪些情節不予以考慮，哪些證據予以采納，哪些不予采納，并說明給予采納的理由。這樣，既為其裁決的合理性、公正性、可接受性提供說理依據;也可以讓被告人和社會大眾知曉其裁決是怎么樣做出的，也就能夠使人們知道法官的心理活動——即正義通過要以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實現。這樣不僅可以滿足社會對司法的監督需要，而且也能夠增加司法的透明度，真正樹立司法的權威性和公正性。[7]

(七)完善案件質量評估體系

在現有的案件質量評估體系下，優化一審案件改發重審率、一審判決息訴率等指標的權數比重，遵從法律客觀實踐，避免因為考核指標的壓力而不敢輕易行使自由裁量權，使案件的正義難以得到體現。完善案件質量評估體系，將不符合法律客觀規律的指標降低或者取消，采用其他內部監督等方式規范法官行為，使法官在遵從法律、尊重內心正義的基礎上行使自由裁量權時無“后顧之憂”，也使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不因改發率的考核而糾結改與不改，真正實現個案正義。

五、結語

法官自由裁量權是司法對社會發展回應性的必然要求，在現行法律法規并沒有也不可能為現代型糾紛提供可以依樣畫葫蘆的實體及裁判規則時，發揮法官在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方面的自由裁量權是實現司法公正和權威的重要手段。而如何使這種具能動性的現代司法不會成為法官的主觀隨意，就需要在立法、監督、內部管理以及法官自身素養方面構建一套科學的規制辦法，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使司法權力始終在正義的軌道上運行，以推動司法改革的順利進行，促進法律發展和社會進步，維護法院裁決的既判力和權威性，從而推動我國法治社會的形成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