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由于加害人的侵權行為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權，致使受害人死亡或殘疾而全部或部分失去勞動能力時，不僅使受害人本人遭受了損害，而且也必將致使正在依靠或將要依靠受害人扶養的人遭受損害，所以法律對受害人扶養的人也要加以保護。我國法律將加害人對受害人扶養的人所賠償的費用稱為“被扶養人生活費”。應該注意的是：這里的“扶養”應作廣義理解，即不僅指夫妻間的相互扶養，也包括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撫養以及成年子女對父母的贍養。

我國《民法通則》第119條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疾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然而該條規定卻存在著明顯的漏洞：只規定了造成死亡的情況下加害人須對被扶養人支付生活費，而對于受害人致殘全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加害人是否須支付被扶養人生活費卻未規定。為彌補這條規定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通則》施行后的第二年發布的《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7條中規定：“侵害他人身體致人死亡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依靠受害人實際扶養而又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人要求侵害人支付必要生活費的，應當予以支持，其數額根據實際情況確定。”最高人民法院的這條規定雖然彌補了《民法通則》之不足，卻也有不夠詳盡之處：由于對“喪失勞動能力”的規定過于籠統，按字面理解僅應為全部喪失勞動能力，而未包括部分喪失勞動能力，所以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很多僅喪失了部分勞動能力而要求加害人賠償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訴訟請求得不到法院支持的情況。

自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最高院《解釋》”)發布以來，以上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在最高院《解釋》第17條和第28條中，除繼續規定致人死亡的賠償義務人應賠償被扶養人生活費之外，同時規定了受害人因傷致殘的，賠償義務人應根據受害人喪失勞動能力的程度賠償被扶養人生活費等費用。

從本質上看，被扶養人生活費，屬于因加害人的侵權行為造成的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的一種經濟利益的損失。對此損失由加害人予以賠償自然合情合理，所以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法律均對此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但對于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賠償請求權主體的確定即如何界定被扶養人的范圍，各國、各地區的民法規定的卻不盡相同。大致有兩種模式：

第一，將被扶養人限定為受害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的人。《德國民法典》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采用此種模式。

當由于加害人的侵權行為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權，致使受害人死亡或殘疾而全部或部分失去勞動能力時，不僅使受害人本人遭受了損害，而且也必將致使正在依靠或將要依靠受害人扶養的人遭受損害，所以法律對受害人扶養的人也要加以保護。我國法律將加害人對受害人扶養的人所賠

第二，認為被扶養人既包括受害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的人，也包括受害人實際扶養的人。《俄羅斯民法典》采用此種模式。

根據最高院《解釋》的規定可以看出，該《解釋》采用的基本上是上述第一種模式，即認為被扶養的人只應限定為受害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的人。根據最高院《解釋》第28條的規定，被扶養人包括以下幾類人：

第一類：受害人依法應當承擔撫養義務的未成年人。

這種情況具體包括：1、未成年子女(包括養子女、已形成撫養關系的繼子女);2、父母已經死亡或父母無力撫養的未成年孫子女、未成年外孫子女;3、父母已經死亡或父母無力撫養的未成年的弟、妹。

第二類：受害人依法應當承擔扶養義務的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成年近親屬。

這種情況具體包括：1、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配偶;2、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父母(包括養父母、形成撫養關系的繼父母);3、子女已經死亡或子女無力贍養，本人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4、缺乏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兄、姐。

由此可見，最高院《解釋》中關于被扶養人范圍的規定較以往更加具體，也更為合理，在司法實踐中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盡管如此，筆者認為仍有不詳盡和不合理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受害人雖無扶養的義務但卻實際扶養的人的生活費請求權未予規定不夠合理。

由于最高院《解釋》中對被扶養人的范圍僅界定為受害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的人，所以在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當受害人或受害人雖無法定扶養義務卻實際扶養的人向加害人要求賠償被扶養人生活費時是于法無據的。筆者認為該規定有失合理。盡管這種情況比較復雜，但應當對具體情況加以分析，而不應該對受害人實際扶養的人的生活費請求權一概加以否定。對于雖無法定扶養義務但卻出于善意而對需要被扶養的人進行扶養，例如婦女喪偶后帶著原來的公婆改嫁，甘心贍養原公婆，這是一種社會美德，應該加以褒揚。那么，在該婦女因加害人的侵權行為致死或殘疾時，從法律上賦予其原公婆以被扶養人生活費請求權，這不僅是對該婦女的善行的一種肯定，更是法律對善良社會風俗的一種保護。同時，對于加害人來說，其承擔這份責任也是合情合理的。其實，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7條中，對于被扶養人的界定采取的是實際扶養人的作法，對此應予肯定，而在最高院《解釋》中又對此予以改變。筆者認為此種改變并不妥當。

當由于加害人的侵權行為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權，致使受害人死亡或殘疾而全部或部分失去勞動能力時，不僅使受害人本人遭受了損害，而且也必將致使正在依靠或將要依靠受害人扶養的人遭受損害，所以法律對受害人扶養的人也要加以保護。我國法律將加害人對受害人扶養的人所賠

二，對于受害人死亡后出生的胎兒，加害人是否應賠償其被撫養人生活費未予規定。

有這樣一個案例：丈夫攜同已懷孕九個月的妻子外出散步，夫妻同死于一違章汽車的車輪之下但胎兒幸免于難，醫生將已死的妻子剖腹取出了胎兒。后來胎兒的祖父母欲為胎兒向肇事司機追償被扶養人生活費。這在世人看來完全合理的要求，按照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卻不會得到法院的支持。原因很簡單，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9條規定：公民的民事權利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所以在發生車禍時因胎兒尚未出生，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自然不屬于“被扶養的人”，加害人當然無須向其支付被扶養人生活費。在胎兒利益的保護方面，我國只有在《繼承法》中規定：“遺產分割時，應當保留胎兒的繼承份額。胎兒出生時是死體的，保留的份額按照法定繼承辦理。”所以本案中，胎兒出生后如要向加害人主張權利，只能依據《繼承法》在所繼承的因肇事司機產生的侵權行為之債的債權范圍內主張權利，但該債權顯然也不包括被扶養人生活費。

從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我國在有關胎兒利益的保護方面立法之不足，而這項不足在最高院《解釋》中也未能得到解決。在這方面，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例值得我們借鑒。例如《瑞士民法典》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為限，關于其個人利益的保護，視為既已出生。《德國民法典》規定：當受害人被侵害時，其對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的，賠償義務人應當向第三人支付定期金以賠償其損害，該第三人在受害人被侵害時為胎兒尚未出生的，也享有此種損害賠償請求權。另外，《法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都對胎兒的利益規定了充分的保護措施，而且這些保護措施并不僅限于繼承權方面，所以值得我們從中學習借鑒。

三，對于未成年人以外的被扶養人，要求其“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條件過于苛刻。

司法實踐中還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即侵權行為發生時受害人的某位或某幾位成年近親屬不需要受害人的扶養或贍養，但嗣后卻由于某種原因的出現，他們卻需要受害人的扶養或贍養，而且受害人也有義務扶養或贍養他們。例如，當受害人及其父母均為農村居民時，在侵權行為發生時受害人的父母靠自己的勞動能夠維持自己的生活，這時不需要受害人的贍養。但隨著他們年齡的增大，總有一天是要失去勞動能力的。如果侵權行為未發生，那么此時由受害人贍養其父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由于加害人的侵權行為，致使受害人死亡或殘疾，所以其失去勞動能力的父母在無其他生活來源的情況下，就會面臨著無人贍養或贍養能力下降的可能。而這種結果的發生完全是由于加害人的侵權行為造成的，理應由加害人承擔賠償責任。但按照我國的現行法律及最高院《解釋》，對于受害人的父母卻無法救濟，這不能不說是一項遺憾。其實在這種情況下，盡管侵權行為發生時可以不對受害人的父母予以考慮，但當他們年老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情況下，應賦予他們對加害人的被扶養人生活費追償權，以體現法律對公平和社會正義的保護。

當由于加害人的侵權行為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權，致使受害人死亡或殘疾而全部或部分失去勞動能力時，不僅使受害人本人遭受了損害，而且也必將致使正在依靠或將要依靠受害人扶養的人遭受損害，所以法律對受害人扶養的人也要加以保護。我國法律將加害人對受害人扶養的人所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