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2日，牟某與其丈夫盧某共同訂立了一份公證遺囑，將夫妻共有的兩處二層沿街樓作如下處分：

(一)夫婦一方死亡后，先死亡者遺留下的房產份額由健在的老伴繼承;

(二)夫婦倆均死亡后，一號沿街樓由其子繼承，二號沿街樓由其兩個女兒共同繼承;(三)夫婦倆健在期間，可共同變更、撤銷遺囑，夫婦倆一人健在時，可以自行變更、撤銷本遺囑;

(四)本遺囑第一項在夫婦一方死亡后生效，第二項在夫婦倆均死亡后生效。2007年，盧某因病去世。2009年3月23日，牟某向公證部門公證撤銷了前述遺囑，但其認為遺囑第一項已經生效，其已基于遺囑繼承取得了房產物權，并與其子女就房產繼承發生了糾紛。牟某遂訴至法院，要求依法確認涉案房產已由其繼承、歸其所有。

一審法院認為，牟某與盧某共立的遺囑明確約定一方死亡后，另一方有權撤銷該遺囑，故牟某在其夫盧某死亡后撤銷遺囑，符合盧某的意愿，該撤銷行為合法有效，因遺囑已被全部撤銷，故牟某請求按照遺囑繼承，并確認涉案房產歸其所有，無合法依據，由此駁回了牟某的訴訟請求。牟某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

二審法院認為，盧某死亡后，遺囑第一項已生效，涉案房產中盧某的份額發生繼承。此后，牟某雖公證撤銷遺囑，但遺囑第一項此前已生效，涉及的房產發生繼承，該項遺囑已無撤銷之可能，且牟某作為該項遺囑的繼承人而非遺囑人，對于涉及該部分遺產的遺囑第一項亦無撤銷權，故牟某公證撤銷遺囑的行為對遺囑第一項不發生效力。據此，二審法院依法改判，確認牟某繼承了盧某遺留的房產份額，并取得了整個房產的物權。共同遺囑是指兩名或兩名以上的遺囑人共同設立的遺囑，司法部《遺囑公證細則》第十五條規定了遺囑人堅持申請辦理共同遺囑公證的，共同遺囑中應當明確遺囑變更、撤銷及生效的條件。

本案即為一起因共同遺囑的撤銷而引發的家庭糾紛，牟某與其丈夫盧某共同設立遺囑，約定夫妻雙方首先互為繼承人，雙方均死亡后遺產再由子女繼承，同時約定了雙方可共同撤銷、變更遺囑，若一方在世可自行撤銷、變更遺囑。盧某死亡后，牟某經公證撤銷了共同遺囑，但對于遺囑中夫妻互為繼承人的遺囑第一項，是否能夠撤銷，牟某與其子女持不同觀點，這也是本案的訟爭焦點。對于遺囑的撤銷和變更，《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二十條規定，遺囑人可以撤銷、變更自己所立的遺囑;立有數份遺囑，內容相抵觸的，以最后的遺囑為準;自書、代書、錄音、口頭遺囑，不得撤銷、變更公證遺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十九條規定，遺囑人生前的行為與遺囑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遺囑處分的財產在繼承開始前滅失、部分滅失或所有權轉移、部分轉移的，遺囑視為被撤銷或部分被撤銷;第四十二條規定，遺囑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數份內容相抵觸的遺囑，其中有公證遺囑的，以最后所立公證遺囑為準;沒有公證遺囑的，以最后所立的遺囑為準。根據上述有關遺囑撤銷、變更的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遺囑人撤銷遺囑的方式可以是立新遺囑撤銷原遺囑，或書面聲明原遺囑無效，以及以具體行為表明撤銷的意思，但須遵循“新遺囑取代舊遺囑”、“公證遺囑須經公證才能撤銷”的原則，而且，有權撤銷遺囑的是遺囑人本人，遺囑人有權撤銷的是其自己原先所立遺囑。上述法律、司法解釋條文中“以最后的遺囑為準”、“以最后所立的遺囑為準”、“以最后所立公證遺囑為準”及“遺囑人生前的行為”的表述，進一步說明撤銷遺囑須為遺囑人生前的行為，且撤銷須針對尚未生效的遺囑。

本案中，因盧某死亡的事件發生，遺囑第一項已經具備生效條件，并據此發生繼承，很顯然，盧某系該項遺囑的遺囑人，牟某系該項遺囑的繼承人，牟某作為盧某指定的繼承人依法取得涉案房產物權。在繼承發生前，并未發生遺囑第一項被撤銷的情形，在盧某死亡后，牟某作為繼承人更無權撤銷盧某的遺囑。現遺囑第一項已經生效且繼承也已發生，牟某公證撤銷遺囑的行為對該項遺囑不發生法律效力，但對于涉案遺囑的第二項“夫婦倆均死亡后，一號沿街樓由其子繼承，二號沿街樓由其兩個女兒共同繼承”，因牟某仍健在，該項遺囑尚不具備生效條件，牟某有權撤銷該財產之上所立遺囑，因此，遺囑第三項中的“夫婦倆一人健在時，可以自行變更、撤銷本遺囑”，實際上針對的就是遺囑第二項，本案應認定牟某經公證撤銷了遺囑第二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