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動關系轉移問題上，有人抱怨下崗職工是兩手空空。還有一種說法：具體操作難度大。其實應該說，在這件事上，大多數下崗職工并不想依法解決問題，而是想轉移勞動關系。從本質上講，它是一個平衡和調整下崗職工、企業和政府之間利益關系的過程。不僅需要具體的、可操作的實施方案，更需要深入的理論思考；不僅需要確保下崗職工經濟終止勞動關系有利可圖，更需要確保政策上有發展空間。那么，當前下崗職工要想啟動國有企業勞動關系的順利轉移，還需要跨越多少障礙呢？（1）錢從哪里來？根據《勞動法》及有關文件的要求，對與原企業解除勞動關系的下崗職工，按工齡給予一次性經濟補償。按照一家國有企業的人均計算，以這種方式支付給下崗職工的經濟補償金將超過1萬元。工廠里100多名下崗工人至少需要100萬元，這是一筆大數目。對于已經很困難的企業來說，有些企業比其他企業更愿意。廠長說：我們接受這個賬，但目前資金不夠。我們該怎么辦？據了解，這是企業的普遍心態。因此，有人提出，財政應該對此負責。事實上，地方財政在“兩保”工作中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下崗職工和貧困企業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的三分之一由地方財政負擔。地方財政難以承擔全部或部分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補償。公平地說，政府提供政策、企業買單是合情合理的。眾所周知，減員增效是在“進退留轉，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減少的是就業崗位的從業人員，增加的是企業收益。這意味著下崗職工為企業改革付出了代價，卻不能直接分享企業效率提升帶來的利益。因此，對解除勞動關系的下崗職工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不是一種恩賜，而是對下崗職工歷史貢獻的一種肯定。重要的是降低企業未來的人工成本，這對企業是有利的。二是難以放棄。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相當一部分下崗職工對原有企業產生了矛盾心理。一方面，我覺得不可能下崗，調回原來的企業，這就必然導致一種無奈和無家可歸的感覺。另一方面，我非常重視所有權和國有企業的身份。雖然他們對再就業難的問題有很多抱怨，但回首企業時，他們還是懷著深厚的感情和希望。一些下崗職工因為想放棄而變得‘聰明’，所以在外打工創造收入時，他們自然會閉嘴。”“常回家看看”是這些人的典型心態。大家都知道原因，更別說說說了。客觀地說，下崗的商人和老板并不多，能成為大亨的更少。他們找不到差事，家里人也不多。大多數下崗職工都是在普通崗位上“登臺”的。就業周期短、收入不穩定是不爭的事實。據估計，今天統計的再就業率還可能包括臨時就業。這種動態多變的再就業，是下崗職工在崗時仍感到不安的重要原因。他們中有多少人愿意終止與原企業的勞動關系？其實，很明顯，只有當再就業的實際效益大于以往勞動關系的效益時，才能真誠地切斷與原單位的勞動關系。（3）社會保險能覆蓋嗎？近幾年來，許多工人因無力下崗而選擇了其他的再就業方式。過去，有些人現在為他們鄙視的工作而戰。這一變化對解決結構性失業具有積極意義。他們身處一個復雜的社會，在經歷了許多波折之后，他們關心的是社會保險能否在解除勞動關系后覆蓋自己。調查顯示，當前下崗職工最關心的是企業的發展前景，最期待國有企業盡快走出困境，最擔心的是個人無力承擔醫療體制改革后自己支付的部分費用，大多數人擔心與企業脫鉤。有職工坦言：社會在推進“再就業工程”時，給予下崗職工的不應局限于一份工作，而應通過各方面的努力，切實維護我們的合法權益。我們總是處于臨時就業狀態。如果我們被解雇了，身患重病或年老，我們該怎么辦？這種情緒不能說是打擾別人，實際上反映了勞動關系終止后我們無法把握的困惑。說白了，我們過去報道的安置經驗，大多反映了對下崗職工的吸納，但很少提到社會保險。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社保無法覆蓋、監管經驗不足，仍是再就業企業不愿脫離與原企業勞動關系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