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1日,一家公司(澳門公司)與一位名叫元謀的新加坡人簽訂了雇傭合同,任命元謀為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聘用起始時間為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工作地點為澳門總部,甲、乙兩市月薪為十萬港元。2000年3月8日,袁先生正式出任a市分公司B公司總經理一職,并在a市申領了《外國人就業證》。今年8月,某公司免去了元謀總經理職務。期間,由于財務總監不在等原因,袁某未能領取月薪,僅臨時分別向B公司和a公司支付了15港元。7萬元,19萬元。日常生活費3萬元。袁某離開公司后,未要求a公司、B公司支付勞動報酬,于2001年3月向a市某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仲裁委員會作出駁回通知書。元謀以a公司、B公司為被告向法院起訴,要求支付其工資的52%。并對上述付款義務承擔連帶責任
法院判決
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原告訴訟。元謀不服判決,向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省高院)提起上訴。省高院以原告對B公司有起訴權為由,撤銷了市人民法院的裁定,責令市人民法院再審。2002年6月26日,市人民法院以元謀與a公司的勞動關系不受《勞動法》規定為由,再次裁定駁回元謀對a公司的訴訟。同時,以袁某與B公司未建立勞動關系為由,法院判決駁回袁某的訴訟請求。袁某對市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仍不服,遂向省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同時變更了訴訟請求(要求確認袁某與B公司的勞動關系并支付其應得的工資,A公司承擔連帶責任)。省高院確認元謀與a公司的勞動關系適用我國法律,裁定撤銷市人民法院原裁定;同時,由于袁某變更了上訴狀中的訴求,要求B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資,故作出維持原判、駁回其訴求的終審判決,本案有幾個問題值得考慮:,監管和管轄權問題。主管機關是指法院與其他機關之間的管轄分工,而管轄權是指法院之間對受理一審勞動爭議案件的分工和權限的確定。管轄權的確定是一個程序法問題,其法律依據應當是民事訴訟法第三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被告人提起的民事訴訟,適用本法規定,本案屬于涉外勞動爭議案件,顯然屬于廣義的涉外民事案件。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43條規定:“因合同糾紛或者其他財產權利糾紛,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無住所的被告提起訴訟的,合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簽訂或者履行的,合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簽訂或者履行的,訴訟標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或者被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有可以扣押的財產的,或者被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有代表機構,可以簽訂、履行合同,訴訟標的物在中國境內,勞動爭議案件由用人單位所在地或者勞動合同履行地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勞動合同履行地不明確的,由用人單位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管轄。”本案來源于與a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的履行地在a市,故中國a市法院具有管轄權。只要原告的訴訟符合民事訴訟法的條件,法院就應當受理。法院只有在解決了案件的管轄權、管轄權等程序法問題后,才能對應當適用于本案的法律和事實作出判斷。本案一審法院多次駁回原告訴訟,主要混淆了管轄權問題和法律適用問題
其次是法律適用問題。法律適用是一個實體法問題。國內案件一般適用中國法律法規(合同另有規定的除外);就外國案件而言,適用的法律必須由國際私法規則來確定。但由于合同是高度意思自治的產物,在合同法領域具有特殊性。只要不違反國家強制性法律的規定,當事人就可以自由約定合同內容,包括適用法律的選擇,即使是在國內案件中。我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涉外合同當事人可以選擇解決合同糾紛的適用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當事人沒有選擇權的,適用與合同關系最密切的國家的法律。”《民法通則》第145條也作了類似規定。由此可見,在確定合同準據法時,我國也確立了意思自治原則和最密切聯系原則。本案是典型的涉外民事糾紛案件,法院應當在確定管轄權后作出適用法律的判決。本案當事人未選擇準據法的,適用與合同關系最密切的國家的法律。由于元謀與a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其實際工作地點為我國a市,故應認定a市為合同履行地,并適用我國《勞動法》第三,勞動法的調整范圍。《勞動法》第二條規定:“本法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和與其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該條規定了《勞動法》的適用范圍。對此,至少有兩種理解:第一種觀點認為,法律只適用于具有中國國籍的用人單位,即用人單位必須依照中國法律設立,排除外國用人單位的適用;第二種觀點認為,該法適用于中國的所有雇主,包括外國企業。原因是該條規定“在中國境內”,沒有強調國籍。筆者認為,對這一條的理解應該是廣義的,不排除外國雇主也可以適用這一法律。因此,按照合同法適用的最密切關系原則,勞動法也應適用于本案到底有沒有事實上的勞動關系。本案爭議的另一焦點是元謀與B公司是否存在事實上的勞動關系。一般來說,勞動關系的建立應當體現在勞動合同的訂立上,但勞動關系的存在不能僅僅通過書面勞動合同來證明。只要勞動者成為用人單位的成員,并為其提供有償勞動,就可以證明勞動關系的存在。在本案中,元謀沒有與B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在元謀與a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中,B公司只是一個工作場所。元謀的工作行為只是履行元謀與A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而且,元謀的工資也是A公司承諾的。可見,元謀與B公司之間事實上的勞動關系無法成立,這也是元謀敗訴的原因上述認識正是對“涉外勞動爭議案件分析”問題的回答。涉外勞動爭議涉及法律適用、法院管轄、合同履行地等諸多問題。如果您需要律師咨詢,歡迎您到羅巴咨詢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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