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爭議終局裁決制度的創設是《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亮點之一，對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具有積極作用。但由于該制度規定過于原則，不同地區以及同一地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與人民法院之間對終局裁決的判斷標準不統一，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很多的問題。現筆者結合相關案例針對勞動爭議終局裁決尚不明確的幾個問題展開探討。一、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的確定。1、當地”的確定。例如，一個勞動爭議案件的勞動合同履行地、用人單位所在地不在同一管轄地區，而兩地的月最低工資標準又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應如何確定當地”呢？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規定當地是指用人單位所在設區的市或自治州”。筆者認為，這一規定值得商榷。其一，從現行相關立法規定來看，以勞動合同履行地確定當地更為恰當。根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十一條對勞動爭議仲裁案件管轄權的規定，勞動爭議仲裁案件由勞動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單位所在地管轄；二者有爭議時，由勞動合同履行地管轄。此外，《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十四條明確規定勞動合同履行地與用人單位注冊地不一致的，有關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標準等事項，按照勞動合同履行地的有關規定執行；用人單位注冊地的有關標準高于勞動合同履行地的有關標準，且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按照用人單位注冊地的有關規定執行的，從其約定”。可見，勞動合同履行地管轄是勞動爭議仲裁案件管轄權確定的基本原則；法律也明確規定了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有關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標準按照勞動合同履行地的有關規定執行。其二，從法理方面來看。勞動合同履行地與所發生的勞動爭議最為密切，最能體現勞動者的勞動價值所在。據此，筆者認為，在勞動合同履行地、用人單位所在地不一致的情況下，判斷一個裁決是否屬于終局裁決，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當以最密切聯系地即勞動合同履行地來確定當地”。如果用人單位所在地的月最低工資標準高于勞動合同履行地的月最低工資標準，按照有利于勞動者的原則，也可以以用人單位所在地確定當地”。2、月最低工資標準”的確定。月最低工資標準”是指仲裁庭審辯論終結時公布的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還是勞動爭議發生時公布的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這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很大分歧。筆者認為，根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保護弱勢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立法精神，以及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五條對上一年度”是指一審法庭辯論終結時的上一統計年度的規定，月最低工資標準”以仲裁庭審辯論終結時公布的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確定為宜。二、數額確定是分項之和還是單項數額。《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追索勞動報酬、工傷醫療費、經濟補償或者賠償金，不超過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十二個月金額的爭議”是終局裁決。但該金額的確定是各項之和還是單項數額，這在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很大的爭議。對此，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關于適用<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勞動合同法>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就明確指出，對第四十七條第一項應理解為分項計算數額不超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十二個月金額的，仲裁裁決為終局裁決。筆者也持這種觀點。因為從該條款或者”一詞的表述，也可以看出其立法本意。或者”含有選擇之義，即勞動報酬、工傷醫療費、經濟補償、賠償金四者之間是相互獨立的，單獨與其后的內容表達一個含義。如果該條款要表達分項之和的含義，就應當使用以及”一詞。但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指導意見》又可能存在一個問題，即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與人民法院的判斷標準不一致時，如何解決？筆者建議，為加強人民法院與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之間的銜接、確保終局裁決的既判力，人民法院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系統應當聯合出臺相應規定，統一標準，切忌政出多門，造成司法混亂。三、數額確定是以申請金額判斷還是以裁決金額判斷。例如，勞動者向用人單位追索勞動報酬，其申請仲裁時請求金額超過了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十二個月的金額，而裁決的金額沒有超過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十二個月的金額。這樣的仲裁裁決是否是終局裁決呢？這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很大的爭議，甚至在同一地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法院對此也持不同的觀點，這便造成了法律適用的困難。對此，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意見是按照仲裁請求金額確定；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意見是按照裁決金額確定。筆者認為，考慮到勞動者權益維護與勞動者漫天要價的平衡，以及立法者是為了將小額標的納入終局裁決的立法目的，以申請金額來判斷是否屬于終局裁決更符合立法本意。此外，在操作層面講，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以當事人申請的金額來判斷是否屬于終局裁決更為妥當。如果勞動爭議仲裁機構以自身裁決的金額來判斷是否屬于終局裁決，則難以解決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因計算錯誤等原因而作出的錯誤裁決，不利于用人單位訴權的保護。四、涉及非終局裁決事項的申請如何裁決。在同一案件中，當事人的請求既涉及終局裁決的事項，又涉及非終局裁決的事項，對此，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如何在裁決書中表述呢？是在同一裁決書明確哪項為終局裁決，哪項為非終局裁決；還是分別就終局裁決與非終局裁決事項作出裁決。筆者認為，考慮到終局裁決與非終局裁決在生效時間、用人單位救濟途徑上的不一致，如果在一個仲裁裁決中既有終局裁決事項，又有非終局裁決事項，勢必給用人單位訴權的行使帶來麻煩，也不利于仲裁裁決的執行。對此，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應當分別作出裁決比較適宜。五、裁決書未明確為終局裁決，導致用人單位沒有行使撤銷權的，該如何處理。筆者曾辦理過這樣一個案件：某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于2008年12月12日作出的仲裁裁決書中明確寫到當事人如不服本裁決，可以自收到仲裁裁決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當地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于是，用人單位就在法定期限內起訴至基層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也立案受理。后人民法院以該裁決屬于終局裁決為由裁定駁回起訴。而此時，已經過了向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的期限。像這種情況，用人單位的救濟權利如何維護呢？根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立法意圖以及《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辦案規則》第四十九條的規定，為確保當事人及時行使救濟的權利，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有義務在裁決書中明確該裁決是否屬于終局裁決，并告知當事人相應的救濟權利。如果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沒有在裁決書中釋明，致使用人單位沒有在規定的期限內向法院申請撤銷。筆者認為，用人單位的撤銷權不能因此而消滅。否則，對用人單位來說是極不公平的。針對這種情況，筆者認為，如果用人單位已向基層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被駁回起訴的，自用人單位收到人民法院駁回起訴的裁定書之日起30天內，用人單位可向有管轄權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如果用人單位也沒有向有關部門主張權利，導致申請撤銷已過訴訟時效的，用人單位的訴權如何維護？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呢？這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六、勞動者申請執行、用人單位向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終局裁決的如何處理。根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規定，對于終局裁決，裁決書自作出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同時又規定用人單位可在收到仲裁結果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裁決。這便導致終局裁決何時才能申請執行存在一些分歧。筆者認為，既然終局裁決自作出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那么，勞動者自收到裁決書之日起，如果不起訴的，就隨時可以向有管轄權的法院申請執行，而不必等到在用人單位收到仲裁裁決書之日起三十日后。但這又可能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即當勞動者申請執行、用人單位申請撤銷時該如何處理。筆者認為，當這種情況出現時，為避免因執行錯誤而產生的執行回轉，建議受理申請執行的人民法院等待撤銷之訴的結果再采取相應的措施。如果終局裁決被撤銷的，執行法院應裁定終結執行；否則，執行法院可采取強制執行措施。七、勞動者向基層人民法院起訴、用人單位向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的如何處理。針對勞動者向基層人民法院起訴、用人單位向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的情形，一些省、市也出臺了相應的規定。筆者認為，為節約訴訟資源、降低訴訟成本，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應加強溝通協調，盡量避免撤銷終局裁決之訴和勞動者不服終局裁決之訴的同時受理。中級人民法院在受理用人單位的撤銷之訴時，應當審查勞動者是否已向基層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如果勞動者已向基層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中級人民法院應不予受理。如果在用人單位起訴時，勞動者尚未起訴，在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勞動者又向基層人民法院起訴的，中級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結訴訟。但基層人民法院在審理勞動者不服終局裁決的訴訟時，應當對用人單位的抗辯一并處理。如果勞動者起訴后又撤訴或因超過起訴期限被駁回起訴的，考慮到用人單位的救濟權利，中級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用人單位撤銷仲裁裁決的申請，但用人單位應當在收到基層人民法院的裁定書之日起30日內向有管轄權的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八、標準明確的仲裁案件的范圍。《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因執行國家的勞動標準在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等方面發生的爭議”屬于終局裁決。例如，國家規定每天8小時工作制，每天加班不能超過3小時，如果用人單位要求勞動者每天工作14小時，針對這種情形，勞動者申請仲裁的，裁決結果屬于終局裁決，這很好理解。但因執行社會保險發生的爭議應作如何理解呢？國家對社會保險的種類、費率、繳費基數、繳費年限有明確的規定，如果因社會保險的種類、費率、繳費基數、繳費年限發生的爭議，確定為終局裁決也不難理解。但是，如果勞動者以用人單位未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導致其損失為由，要求用人單位支付工傷、失業、生育、醫療待遇和賠償金的，是否屬于終局裁決呢？筆者認為，此種情形肯定屬于因執行社會保險發生的爭議，那么按照《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規定，就屬于終局裁決。但事實上，此種情形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勞動標準執行問題，與立法所規定的標準明確的終局裁決有很大的區別。如果將此認定為終局裁決顯然違背了立法的意圖。上述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了《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實施效果，不利于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維護。對此，筆者建議制訂統一的實施細則或司法解釋，以確保該法的正確實施，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