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在外國仲裁裁決承認與執行領域最具有普遍性、權威性的條約，《紐約公約》在被撤銷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問題上作了如下規定：“裁決對各國尚無拘束力，或業經裁決地國或裁決所依據法律之國家的主管機關撤銷或停止執行”的情況下，請求承認和執行裁決地國家可以拒絕對外國仲裁裁決予以承認與執行。這是一條任意性規定，用的是“可以”，而非“應當”，給與了裁決承認與執行國以最大的自由裁量權。于是，一些國家的法院和學者認為，《紐約公約》并沒有為被撤銷裁決的承認和執行提供明確的依據，即使是該公約的締約國，對于已被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給予承認和執行也并未違反公約的義務。事實情況是，《紐約公約》在締約國對國際商事裁決行使撤銷權問題上話語權甚微。這樣，按照《紐約公約》的規定，一國是可以承認與執行被外國已經撤銷的裁決的。在實踐中，也有國家根據《紐約公約》的此條規定對外國已撤銷裁決予以承認與執行。比如，美國在Chromalloy案中的做法。后來的《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彌補了《紐約公約》對撤銷事由不予列名的情形，但是，《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條約，它不具有規制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拘束力，只能作為一個模范法為各國所效仿。應當說，《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在撤銷事由上的規定確實比《紐約公約》進步了許多，也為各國在撤銷權事由的行使上提供了依據。由于其模范法的緣故，各國不可能依據《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的規定行使撤銷權。

歐洲公約第6條第1款第5項有關已被撤銷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問題上，采取了更為明確的態度，那就是明確了被撤銷之仲裁裁決在何種情況下才不會得到承認與執行。顯然，《歐洲公約》允許執行已被撤銷的外國仲裁裁決，只要其撤銷的理由并非公約明確提及的國際上普遍認可的四個理由。也就是說，只要滿足其列名的四種理由之一，一項裁決一旦被撤銷，則不可能在其他締約國家獲得承認與執行。但是，如果撤銷事由不在列名的四種理由之內，則其他國家可以執行已被撤銷的裁決。這種做法使得實踐操作性更強，有利于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自由流動，最大限度的保證了仲裁裁決獲得承認與執行，相比《紐約公約》來言，是一種進步，是一種值得借鑒的做法。當然，由于其為具有拘束力的法律文件，《歐洲公約》也比《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的效力高出很多。

與以上諸公約迥異的是《華盛頓公約》，它在有關裁決的承認與執行力上的規定似乎更值得借鑒。《華盛頓公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值得提出，這就是，在ICSID(theInternationalCenterforSettlementofInvestmentDisputes)體制框架內，除非ICSID裁決通過ICSID內部程序予以審查和撤銷，每一個締約國都必須承認和執行ICSID裁決，并視同于本國法院做出的最終判決一樣。這樣一來，在ICSID機制內做出的國際商事裁決，不存在被一締約國撤銷，而得在另一締約國承認與執行的情況，也不會存在撤銷事由上面的國別歧異。事實情況是，一項裁決要么被執行，要么回到ICSID的內部機制中獲得審查，但是絕不會涉及到有關國家的干涉。這樣，由ICSID做出的裁決，其承認與執行獲得了足夠的保障，有利于裁決的做出與承認和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