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政治與法律》2010年第11期【關鍵詞】貧困農戶；信貸權；國家調節【寫作年份】2010年【正文】以往法學界對農民貧困[1]問題的研究多從社會保障法的視角展開，關注的焦點主要是如何解決貧困農民的生存問題[2]。然而，農民的貧困問題既是一個生存問題，更是一個發展問題。本文嘗試從經濟法的視角并具體通過貧困農戶信貸權這一概念工具來分析貧困農民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所要探討的主要是如何看待我國當前貧困農戶信貸的制度缺失、貧困農戶應否享有信貸權、貧困農戶信貸權屬于什么性質的權利、對于貧困農戶信貸權的實現、國家或者社會負有什么樣的義務、實現貧困農戶信貸權需要怎樣的國家調節、經濟法在這方面又應該如何規制等問題。一、我國貧困農戶信貸權及其實施機制的缺失我國當前有關貧困農戶信貸的法律制度主要由兩大塊構成。一是規范貧困農戶與農村金融服務機構之間信貸契約關系的規范性文件，主要有《民法通則》、《合同法》、《商業銀行法》、《擔保法》等。《民法通則》肯定了包括貧困農戶在內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戶的基本經營主體地位，這是貧困農戶自主締結信貸契約關系的基礎；《合同法》的平等、自由原則界定了貧困農戶與農村金融服務機構之間信貸契約關系的平等和自治性質；《商業銀行法》、《擔保法》則共同明確了貧困農戶信貸契約關系的擔保規則等。二是規范貧困農戶、農村金融服務機構與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之間信貸扶助關系的規范性文件，主要有《農業法》、多個“中央一號文件”（如2004年至2010年）、《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管理暫行辦法》、《關于做好當前農村信用社支農工作的指導意見》、《關于加快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的意見》等。這些規范性文件主要明確了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在貧困農戶信貸法律關系中的扶助義務，包括：增加對貧困農戶的信貸投入義務、信貸貼息義務；對貧困婦女、殘疾人等特定貧困農戶的專項扶助貸款義務；幫助發展面向貧困農戶的小額信貸和微型金融服務的義務等。此外，各涉農金融服務機構自身頒布的規范各下屬金融服務機構網點開展涉及貧困農民信貸業務的內部規定[3]，構成了貧困農戶信貸的金融內部制度。如《中國農業銀行“三農”信貸業務基本規程（試行）》、《中國農業銀行農戶小額貸款管理辦法（試行）》、《湖南省農村信用社信貸管理基本制度》、《河北省農村信用社貸款操作規程（試行）》等。它們對于貧困農戶信貸產品的金額、農戶資信狀況、聯保要求、項目選擇、還款條件等均有明確的要求。應該說，上述規范性文件在將我國貧困農戶信貸關系納入市場化的契約關系之中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政府對于貧困農戶信貸的扶助義務，部分地解決了我國貧困農戶的信貸需求問題。如在現行法律與政策框架下，各地的農村信用社、中國農業銀行，甚至一些民間貸款機構[4]等均進行了一些面向貧困農戶的小額貸款實踐。并且，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國家的信貸扶貧政策使包括貧困婦女、殘疾人戶等在內的一些貧困農戶獲得了專項扶貧信貸資金的實際性支持[5]。然而，當前我國貧困農戶貸款難仍然是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6]，表明我國現行貧困農戶信貸制度一定存在某種問題。筆者認為，從根本上講，這一問題可以表述為我國貧困農戶信貸權及其實施機制的缺失。首先，我國相關法律、政策并沒有明確規定貧困農戶信貸權這一權利形態，這是我國貧困農戶信貸制度設計沒能真正做到以貧困農戶為中心的根本原因。迄今為止，作為一種獨立的不可或缺的權利形態，貧困農戶信貸權在我國相關法律、政策中并未有明確的表述，無論是作為民事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則》、具有“三農”基本法律性質的《農業法》，還是帶有綱領性文獻性質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中均未見有關于貧困農戶信貸權的表述。不僅如此，與貧困農戶信貸利益相關的一些權利表述也不完整，如《農業法》第83條明確規定要保障貧困農民的生存權，但遺憾的是該法對貧困農民的發展權沒有明確的表述，而貧困農民的發展權與貧困農戶的信貸利益訴求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由于相關法律、政策沒有明確貧困農戶信貸權這一權利形態，其所對應的貧困農戶信貸利益保護也就不可能得到特別的重視，這種基礎性的貧困農戶信貸權觀念的缺失，必然無助于貧困農戶信貸利益保護機制的真正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