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1997年11月14日，某軟件公司（下稱軟件公司）與某保險公司**支公司（下稱**支公司）簽訂一份保險合同。該合同約定：保險人為某保險公司**公司（下稱**公司），被保險人及投保人為軟件公司；保險標的是軟件公司在保險協議期限內生產并在1998年1月15日前銷售給產品使用人的“CSC電腦家庭教師”（高中3.0版）；保險金額為人民幣14萬元，保險費為28萬元等。作為保險人的**公司未在保險合同中蓋章確認，軟件公司和**支公司均加蓋了公司印鑒。簽約次日，**支公司與軟件公司就理賠問題簽訂補充協議，主要約定：在保險協議規定的保險金額（累計賠償限額）14萬元以內，由**公司集中對軟件公司進行理賠工作；**公司進行的每筆理賠款均由軟件公司認可后方可理賠等事項。之后，軟件公司即向**支公司支付保險費8萬元。同年11月18日，雙方在《光明日報》刊登廣告告全體高中學生，全文介紹《“CSC電腦家庭教師”（高中3.0版）‘高考升學補償’政策實施條例》。隨后，軟件公司為該產品在某博物館辦展銷會數天。1997年12月5日，**支公司以軟件公司未按保險協議約定繳納保險費為由，發出“關于終止‘CSC電腦家庭教師’（高中3.0版）‘高考升學補償保險協議’的函”。同年12月7、8日，**公司單方在《北京日報》和《金融時報》發表聲明稱：其下屬**支公司未向其報告，擅自與軟件公司簽訂《“CSC電腦家庭教師”（高中3.0版）‘高考升學補償’政策實施條例》，違反了保險法，屬無效合同。1997年12月10日，**北京市分行向人總行書面報告，對**支公司擅自開辦“高考升學補償保險”的行為，處以10萬元罰款，令其立即停辦該險種，停止一切廣告宣傳。1998年4月23日，人總行條法司以銀條法（1998）17號文答復某保險公司：“你公司下屬**公司與軟件公司舉辦的‘高考升學補償保險’活動，不具有商業保險意義上的可保風險；與軟件公司簽署的‘保險協議’也不是保險合同；對軟件公司而言不存在‘保險利益’問題。”另外，在軟件公司與**支公司訂立保險合同之前，軟件公司的“CSC電腦家庭教師”教育軟件在市場上已有銷售，且銷路尚好；雙方自訂立保險合同至**公司登報宣布合同無效時，20多天的時間內，軟件公司共銷售該產品4505套；**公司通過新聞媒介聲明保險合同無效，該聲明雖未涉及“CSC電腦家庭教師”產品質量問題，但軟件公司的產品銷售量在一定時間內確有下降。故此，軟件公司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令兩被告**公司和**支公司返還保險費并公開向其賠禮道歉；妥善解決已購買帶有保險“CSC電腦家庭教師”（高中3.0版）軟件用戶的善后事宜；賠償銷售利潤等經濟損失和商業信譽損失。（處理）法院認為，**支公司未得到**公司的授權，卻以**公司的名義與某軟件公司簽訂保險合同，簽約主體不合格，且合同中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違背我國保險法的有關規定。“高考升學補償保險”目前尚不屬于法律規定的險種。設立新的險種，保險公司依法應將該險種的條款及費率向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備案，**支公司未按法定程序報批，擅自簽約。約定收取高額保險費28萬元，但賠償額卻限定在14萬元以內，這不合乎保險業的常理。綜上，**支公司與軟件公司訂立的保險協議及其補充協議，因主體不合格，且內容違背保險法的規定，應認定為無效合同。三方當事人對于無效合同責任的承擔問題，**支公司和**公司堅持軟件公司有促銷其產品的目的，應承擔責任；而軟件公司則主張造成保險協議無效的主要責任全部在**支公司和**公司，其單方登報聲明合同無效，給軟件公司帶來巨大經濟損失和商業信譽損失。**支公司和**公司作為專門從事保險業的行業部門，其無論在保險專業知識還是在法律知識方面均優于軟件公司。保險法明文規定，對于新險種的設立，應將該險種的條款及費率向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備案。對此，保險公司應當是明知的。因此，**支公司未依法律規定與軟件公司簽訂保險合同，對無效合同應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公司發現該合同違法，理應督促其下屬**支公司與簽約對方軟件公司平等協商，糾正合同瑕疵或解除合同。然而，**公司采取的是單方登報聲明合同無效的做法，這種做法對軟件公司是不公平的。法律并未賦予保險公司單方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因此，**支公司和**公司應承擔締約過錯責任。綜上，軟件公司關于合同無效的責任應由**支公司和**公司承擔的主張成立。但軟件公司關于判令兩被告賠償其銷售“CSC電腦家庭教師”（高中3.0版）教育軟件預期利益和商業信譽損失的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