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規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為《合同法》）第64條的規定，我國學者的看法不同。多數說認為，法國、德國等國家或者地區的民法都是將第三人對債務人享有直接的請求權作為判斷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標準的，只有第三人對于債務人享有直接請求權的合同，才算作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合同法》第64條未賦予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因而它規定的合同不是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只是普通的束己合同。[1]

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法國、德國等民法學說把第三人享有直接請求權作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要素，無可非議，因其立法對第三人利益合同就是如此要求的，并明確地體現在要件構成上了。假如我國《合同法》對于此類合同完全沒有規定，我國民法學說沿用法國、德國等民法的規定及其學說來界定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尚可理解，但在《合同法》對此已經有所規定，只是沒有完全沿襲法國、德國等國家或者地區的民法所確定的要件構成，就認定《合同法》第64條規定的不是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甚至認為我國現行法沒有承認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就有些武斷，也顯得作繭自縛，弊大于利，說理性不足。試分析如下：

第一，關于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界定，至少存在著依語義分析和沿襲傳統習慣兩條路徑。

遵循前者，所謂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望文生義，就是第三人從合同所生的權利義務關系中取得利益的合同，至于該利益的取得系第三人基于該合同約定而產生的直接請求權及其行使，還是第三人只享有給付受領權而無給付請求權，僅僅是消極被動地受領而無權主動地請求，則在所不問。據此標準，《合同法》第64條規定的合同就符合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規格，屬于一條法律允許的選擇路徑。既然如此，除非有重大理由，例如，假如我國《合同法》第64條所選擇的路徑會產生較大的弊端，就不宜甚至不得否認這種選擇，非得以法國、德國等國家或者地區的民法模式作為判斷標準不可。

第二，尊崇法國、德國等國家或者地區的民法所奉行的標準，不承認我國《合同法》第64條規定的是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就意味著該條規定的合同，只能是束己合同，其中，有些是有名合同，有的則是無名合同。其道理在于，按照束己合同說，要么是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的約定只是一個條款，要么是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的約定已經構成了一個獨立的合同。前者場合，它屬于有名合同的一個條款，適用該有名合同的法律規定，問題尚小；后者場合，它屬于無名合同。而無名合同的法律適用非常復雜，充滿了爭議性和不確定性，處理糾紛的后果是否妥當沒有把握。

如果我們換個思路，承認《合同法》第64條規定的是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就意味著它承認了一種有名合同（當然，這種有名合同不同于買賣合同等有名合同，因為它們分類的標準不同），便于法律適用。既然是有名合同，必須具有自己的名稱，該條規定的合同如何命名呢？恐怕除了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其他的名稱都不適當。

第三，尊崇法國、德國等國家或者地區的民法所奉行的標準，不承認我國《合同法》第64條規定的是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就得把該條規定的情形叫作依債權人的指令而履行的合同，或者干脆是普通的束己合同。無論何者，都會出現這樣的難題：雖然有時可以尋覓到第三人受領債務人給付的根據，但有時則不能，從而不利于第三人。就此詳細分析如下：（1）如果將《合同法》第64條規定的合同定性為普通的束己合同，它若為有名合同，自然沒有對于第三人的積極的拘束力，債務人根據此類合同向第三人履行，第三人并無受領該給付的正當根據，更無保有該給付的權能。在這種背景下，在債務人或者他人請求返還該給付時，該第三人如何對抗？若為無名合同，恐怕得借助類推適用的技術，而為了尋求第三人有權受領并保有債務人的給付的正當根據，還得類推適用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律規范，可是，按照否定《合同法》第64條規定了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觀點，我國現行法上又不存在這樣的規范。巧婦如何為無米之炊？再者，與其迂回曲折地準用，況且在我國目前還會空手而歸，還不如承認《合同法》第64條規定了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直接適用它，以便使第三人有權受領并保有債務人的給付。（2）如果把《合同法》第64條規定的情形，套用依債權人的指令而履行的規則，那么，在債務人和第三人之間，因債務人向第三人給付而消滅了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場合，債務人無權主張非債清償，在這點上與按照《合同法》第64條的規定處理的效果一樣；可是，在債務人向第三人所為的給付不符合約定，該第三人和債權人均拒絕受領的情況下，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并不消滅，債務人有義務接受該第三人的返還；在債務人向第三人所為的給付不符合約定，該第三人沒有異議，但債權人卻拒絕受領的情況下，該第三人無權保有，債務人同樣有義務接受該債權人及該第三人的返還。還有，按照依債權人指令履行說，債權人也可能有權要求該第三人返還，或者抵銷，或者清償其他債務。所有這些，都表明與按照《合同法》第64條的規定處理的效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