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帶民事訴訟中的代理什么意思

附帶民事訴訟中的代理，是指接受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訴訟代理人的身份進行的活動，是刑事自訴案件中訴訟代理與公訴案件中訴訟代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刑事訴訟法第40條規定，公訴案件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

自訴案件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隨時委托訴訟代理人。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以內，應當告知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訴案件之日起3日以內，應當告知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律師在附帶民事訴訟中的代理，實質上是民事訴訟代理。但附帶民事訴訟代理人不同于純民事訴訟代理人，前者代理可能身兼數職，比如既擔任被告人的辯護人，又擔任反訴中反訴人的代理人等。

因此，承辦律師必須弄清各種代理的權限，以及各種代理人在訴訟中的地位，避免相互:混淆，代理不清。

附帶民事訴訟中律師如何代理

律師在附帶民事訴訟代理中，要注意以下問題：

1、代理附帶民事訴訟，應當注意堅持原、被告平等的原則，平等地保護雙方當事人合法的民事權益，而不能因為被告人可能是犯罪分子，就可以不保護他的合法民事權益。

2、擔任附帶民事原告人代理人的律師，要注意追究被告人的刑事和民事兩種責任。

3、擔任附帶民事訴訟代理人的律師，既要積極保護被代理人的合法權益，又要從實際出發，使賠償合情合理。

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改進

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涉及到附帶民事訴訟部分的主要是四個條文：第九十九條，規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檢察機關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第一百條，規定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可以采取財產保全措施;第一百零一條，規定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可以調解或根據物質損失作出判決、裁定;第一百零二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與刑事案件一并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雖然修改的條文不多，但對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改進，體現了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價值所在。

對公正與效率價值的兼顧

公正(justice，或稱正義)是指人們在權利義務分配上的平等、不偏不倚和合理。公正是司法的靈魂和生命,只有公正司法才能體現社會正義和保障實現社會正義。訴訟效率指訴訟中所投入的司法資源(包括人力、財力、設備等)與所取得的成果的比例。講求訴訟效率要求投入的司法資源取得盡可能多的訴訟成果,即降低訴訟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加速訴訟運作,減少案件拖延和積壓的現象。[3]訴訟積壓問題一直是我國司法實踐面臨的一個難題。“控制并降低訴訟成本以便提高整個社會的訴訟效益，成為訴訟制度改革的基本動因和價值取向”。[4]“在國家司法資源相對稀缺的前提下，只有將有效的司法資源進行合理地配置，才能達到既不損害公正目標的實現，又能提高審判活動經濟的最佳效果”。[5]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我國在提高訴訟效率方面做了很多嘗試，如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對未成年人犯罪規定附條件不起訴制度、規定刑事和解的特別程序等。在公正與效率的關系上，應當是公正優先兼顧效率,不能為了效率過分犧牲公正。雖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設計的多個方面，體現了效率價值，比如在管轄上，即由有管轄權的刑事法院的同一審判組織承擔刑事訴訟和由同一犯罪行為而引起的民事訴訟的審理，避免了法院的重復審理，節約了司法資源中的人力;比如在證據上，利用刑事訴訟程序中所收集到的證據，合理地解決民事證明責任的承擔問題，節約了司法資源中的物力、財力。甚至，我國臺灣的學者陳*生認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本質“純為顧及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請求賠償及審判上之便利”。[6]但是，在公正與效率的關系上，我們堅持公正優先兼顧效率,絕不允許為了效率而放棄公正。因為公正是司法的本質要求,是靈魂和生命線,司法離開公正就不稱其為司法。同時不公正也不利于實現效率。羅*斯說:“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7]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規定，同樣體現了這一原則。比如，這次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擴充了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主體、第一百條規定了財產保全措施、第一百零一條明確了附帶民事訴訟的處理方式，使得附帶民事程序在整體上更加符合民事訴訟的基本規律，完善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主體，保障判決結果的實施，進一步凸顯了訴訟的公正性;同時，第一百零二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并審判，只有在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后有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這樣的規定，兼顧了公正和效率的平衡。

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的調解與刑事和解的協調

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特別程序中新增加了“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也即刑事和解程序，規定“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通過真誠悔罪、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與被害人達成和解，達成和解協議的，公、檢、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給予從輕、減輕處罰。《刑事訴訟法》對刑事和解的規定，明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通過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來換取被害人的諒解和自己刑事責任的減輕或免除，雖然案件范圍主要限于兩大類，但無疑，一方面可以緩解司法實踐中法院大量案件積壓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是刑事謙抑性原則的體現。前文已經提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明確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可以調解，最高院也通過司法解釋規定被告人積極主動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可以作為量刑時酌輕處罰的一個情節，二者都涉及到被告人的賠償可以換取對自己的從寬處理，而且，對被告人而言，刑事和解的處理結果明顯有利于附帶民事訴訟的處理結果，二者如何協調，法律并未明確規定，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嚴重時還會導致法律適用上的不平等。新《刑事訴訟法》已于1月1日開始實施，雖然還沒有掌握刑事和解對附帶民事訴訟構成沖擊的具體數據，但據筆者的預測，新法實施后，刑事和解制度必定成為刑事程序分流的一個主力，而伴隨著新法對辯護制度的完善，獲得辯護律師幫助的被告人會優先選擇通過刑事和解程序來解決自己的刑事責任問題，只有不符合刑事和解條件的被告人，才會選擇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來減輕自己的刑事責任。因此，做好刑事和解與附帶民事訴訟中調解的協調工作就成為必要，有律師幫助的被追訴人我們暫且不考慮，主要是實踐中大量存在沒有委托律師但又不符合指定辯護情形的被追訴人，公、檢、法機關有義務告知他們進行程序選擇。具體做法可以考慮先行告知他們刑事和解的內容，不具備條件的再行告知附帶民事訴訟中調解的內容，通過二次告知，既有利于被追究者利益的維護，也有利于刑事訴訟程序的分流和判決的執行，完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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