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所有人邵*謙、顏*穩于1934年左右結婚，1937年10月生育邵*宇，1939年9月生育邵*直，1945年3月生育邵*源。邵*謙之父邵*軒于1938年死亡，1940年邵*謙兄弟分家，邵*謙分得房屋兩處(一處已于1954年賣與付宇文)，所存即現在被告譚*君、邵*魯居住之古藺鎮勝藺街236號房屋。邵*謙之妻顏*穩于1946年死亡。1948年邵*謙與譚*君結婚，1949年7月生育邵*魯，1952年8月生育邵*英(女)。1952年邵*謙服刑，1961年回家，1992年向房管部門申辦房屋產權證。房屋產權證載明該房屋面積為混合結構20.48平方米，木瓦結構為107.64平方米，共計128.12平方米。1995年邵*謙死亡，2002年5月譚*君將該房屋產權證上的邵*謙的名字變更為譚*君，原告邵*宇、邵*直、邵*源與被告譚*君、邵*魯協議分割該房產未果，訴至法院要求處理。

分歧：

本案中，邵*謙解放前所取得的房屋現在應認定為婚前財產還是夫妻共同財產?雙方訴爭之房是按土改時已確權的房屋處理還是按祖遺財產分割?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雙方訴爭的房屋應屬于邵*謙、顏*穩的共同財產，做為遺產分割時應當先將邵*謙的一半分出，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條第一款的規定處理。邵*謙1948年與譚*君結婚時，邵*謙已經取得了該財產權，該財產依法應當屬邵*謙的婚前財產，不是邵*謙與譚*君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因此在進行遺產分割時，譚*君不能先分一半后再參與繼承，只能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條第一款的規定，由譚*君、邵*宇、邵*直、邵*源、邵*魯、邵*英共同繼承。

第二種觀點認為：雙方訴爭的房屋應屬于邵*謙、顏*穩的共同財產。顏*穩死后，做為遺產分割時應當先將邵*謙的一半分出后再進行遺產分配，邵*謙按法律規定所取得財產(繼承所得)在與譚*君結婚后，應視為是邵*謙與譚*君的共同財產。邵*謙死亡后，在進行遺產分割時，應當先將譚*君的一半分出，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條第一款的規定進行遺產分配處理。

第三種觀點認為：雙方訴爭的房屋在土改前屬祖業財產，在土改時房屋已確權，不應再按祖遺財產分割。因此，按照當時的土地改革政策，雙方訴爭的房屋應是當時家庭全體成員邵*謙、譚*君、邵*宇、邵*直、邵*源、邵*英、邵*魯所共有。邵*謙死亡后，在進行遺產分割時，應當先將邵*謙與譚*君共同所有的房屋分出一半歸譚*君(因屬夫妻共同財產)，即邵*謙實際只占有房屋的七分之一，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條第一款的規定進行遺產分配處理。

評析：

1.法律一般不溯及既往。本案涉及一個法律溯及力的問題。法律溯及力，也稱法律溯及以往的效力，是指法律對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為是否適用。如果適用，就具有溯及力;如果不適用，就沒有溯及力。法律應當具有普遍性和可預測性，人們根據法律從事一定的行為，并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如果法律溯及既往，就是以今天的規則要求昨天的行為，就等于要求某人承擔自己從未期望過的義務。敗訴者將不是因為他違反了他已有的某個義務，而是因為他違反了一個事后才創造出來的新義務而受到懲罰，這是不公正的。然而，法律不溯既往并非絕對。目前各國采用的通例是“從舊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不溯既往，但是新法不認為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新法。本案中，邵*謙與譚*君是在解放前結婚，1995年邵*謙死亡時，現行《婚姻法》和《婚姻法解釋(一)》，還未修改和公布施行。如果用之后的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來認定邵*謙婚前所取得的房財性質，未免有失法律的嚴肅性，對譚*君也顯失公平。此案適用現行《婚姻法》施行前的相關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更客觀，更切合實際。

2、土地改革是一場土地革命。公民個人所有的房屋經土改重新確權后，所有權人享有的民事權利受法律保護。198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苦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有關于土改遺留的房屋確權糾紛，一般都以土改時所確定的產權為準”。因此，不論是對土改時分進或分出的房屋，還是對“不進不出”的房屋，如果對所有權歸屬發生糾紛，法院在處理時，原則上都應以土改時頒發的土地房屋產權證上的登記為準。顏*穩死后，雖產生了繼承，但土改時對房屋產權已重新進行了確權。也就是說本案當事人雙方爭執的房屋原雖為祖遺產，但土改時實際上已分別確定了產權所有人。雙方訴爭的房屋應是當時家庭全體成員邵*謙、譚*君、邵*宇、邵*直、邵*源、邵*英、邵*魯所共同共有。當然，邵*謙與譚*君所有的財產隨著時間的推移，應視為夫妻共同財產。在邵*謙死后，應適用現行《婚姻法》施行前的相關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來處理本案更客觀，更切合實際。即邵*謙死后，對邵*謙與譚*君的共同財產，做為遺產分割時應當先將譚*君的一半分出，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條第一款的規定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