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權作為侵權行為的客體，具有自己的特點。這主要表現(xiàn)在配偶權內容的復雜性，而其大部分內容不能作為侵權行為的客體。例如，夫妻姓氏權，在我國夫妻各自使用自己姓氏的法律制度下，不存在侵害一方姓氏權的問題。關于住所決定權，我國實務采用共同協(xié)商的辦法，且受戶籍制度的約束，因而對于住所決定權發(fā)生的爭議，一般也不以侵權行為法調整。關于平等從業(yè)權，在我國目前情況下，配偶雙方基本上都參加工作，產(chǎn)生爭議的可能性不大，一般也不以侵權行為法調整。

配偶權中的相互扶養(yǎng)、扶助權和同居義務，具有相對權的性質，作為侵權客體，其特點是，侵權行為的主體有雙重性，一是負有義務的一方當事人，即配偶的一方;二是配偶以外的第三人對負有義務的配偶一方進行侵害，造成該方配偶不能對對方配偶履行義務，使對方配偶的權利遭受損害。從純粹的侵權法角度上說，這種侵害配偶權行為是指后者，例如，侵害配偶一方身體造成殘廢或死亡，使受扶養(yǎng)一方配偶扶養(yǎng)權的喪失，構成侵權行為。

此種侵權行為，《民法通則》第119條已有明文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民法通則》的司法解釋也有明確規(guī)定。配偶一方與第三人串通，或者第三人強制配偶一方，不盡扶養(yǎng)義務，亦構成侵權行為，有共同意識聯(lián)絡的，還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第三人侵害配偶一方權利，致使其不能向對方配偶履行扶助義務或同居義務的，難認其為侵權行為，應依其他法律調整。對于配偶一方不盡扶養(yǎng)義務、扶助義務和同居義務的，應當依照婚姻家庭法律進行調整，追究違反法定義務一方的責任，如構成虐待、遺棄罪的，應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以保護權利人一方，在民法上，也構成侵權責任。在現(xiàn)代民法理論中，侵害配偶權的侵權行為，主要是指對配偶權中的忠實義務的侵害，即第三人與配偶一方通奸或者重婚，而使對方配偶的身份利益受到侵害的行為。對于實施家庭暴力傷害配偶，以及虐待、遺棄配偶的，也構成《婚姻法》規(guī)定的侵害配偶權的精神損害賠償。

二、侵害配偶權民事責任的演變

對于侵害婚姻關系的行為追究民法上的責任，大體經(jīng)歷了三個不同的演變過程。第一個過程，是將破壞婚姻關系的行為認定為侵害夫權的行為。在古代，夫權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在配偶之間，丈夫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可以支配夫妻之間的任何利益，其中還包括妻子的人身。在妻子一方，必須遵守夫權的約束，服從夫權，不得逾越丈夫的監(jiān)控，更不得侵害夫權。如果妻子侵害夫權，要承擔嚴厲的法律制裁，在古代法上，可以對妻和通奸者處以刑罰，直至剝奪生命;在近代，則追究通奸者的民事責任。這種制度，在近代的民法中依然存在，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夫權的尊崇和對婦女的歧視。

第二個過程，是將破壞婚姻關系的行為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責任，依照侵害名譽權的法律規(guī)定處理。這是二十世紀前期的通行做法。例如，大陸法認為，婚姻關系是一男一女終生共同生活體，它含有人格的因素，應當適用有關人格權的法律規(guī)范。所以，妨害婚姻關系情節(jié)嚴重的，可以認為侵害了受害配偶的人格權，從而可以依照法律的規(guī)定請求損害賠償。臺灣學者認為：“配偶與第三人通奸，受害配偶感到悲憤、羞辱、沮喪，其情形嚴重者，可謂為名譽權受到侵害，雖非財產(chǎn)上之損害，亦得請求相當之慰撫金。”(1)在實踐中，大陸法多數(shù)國家也以名譽損害責令這種行為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聯(lián)邦德國在審判實踐中，不僅對妨害婚姻關系的第三人追究名譽損害賠償責任，而且在該婚姻關系依法解除后，還可以對有過錯的配偶追究名譽損害賠償責任。

認定破壞婚姻關系行為為侵害名譽權，從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分析，也是成立的。妨害婚姻關系行為侵害的雙重客體，既侵害了社會主義的婚姻關系，也侵害了該合法婚姻關系中無過錯配偶的名譽權。對于前者，沒有人持不同意見，但侵害社會主義婚姻關系并不是構成侵權行為的要件。對于后者，很多人持反對意見，在理論上又沒有作更多的研究，沒有引起重視。例如有人認為，妨害婚姻關系行為所侵害的，主要的是社會主義婚姻關系，無過錯一方所受到的名譽損害，或者是次要的，或者是沒有受到損害。其實，這種損害客體是并列的，沒有誰主誰從的問題。無過錯配偶的名譽損害是客觀存在的，不可否認。在民間，如果丈夫的妻子與他人通奸，丈夫通常被稱作“王八”、“鱉頭”、“綠帽子”等等，這足以證明他的名譽所受到的損害。雖然妻子的丈夫也與他人通奸而對妻子沒有什么貶稱，但這只能說明民間對婦女名譽權的不重視，而決不是說明她的名譽沒有受到損害。妨害婚姻關系的名譽損害賠償，其損害事實，就是配偶的一方與第三人通奸，而使配偶的另一方的名譽所遭到的損害。妨害婚姻關系的違法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意圖違反現(xiàn)行婚姻法規(guī)，妨害合法婚姻關系的過錯。這種過錯是故意的，即明知國家保護合法的婚姻家庭關系，對方(或自己)的婚姻關系是受到國家法律保護的，卻故意去實施妨害婚姻關系的行為;另一方面，在主觀上放任受害人名譽損害結果的發(fā)生。過失則不構成該種行為的要件。以上分析足見依照名譽權保護的規(guī)定制裁侵害婚姻關系者，是有道理的。

第三個過程，是將破壞婚姻關系認定為侵害配偶權的民事責任。破壞婚姻關系的行為，從客觀上會造成侵害配偶一方的名譽權的損害，但是，這種損害結果是一種間接的結果，行為所直接侵害的客體，是配偶權，造成的直接損害結果，是配偶身份利益的損害。因此，依破壞婚姻關系行為的實質，認其為侵害配偶權的侵權行為，是最準確的。

臺灣的司法實踐經(jīng)過一段曲折，最終采用了侵害配偶權的方法。1952年，臺灣“最高法院”臺上字第278號判例否認夫權概念，認為與有配偶者通奸，不構成侵害他方配偶的夫權，但依社會觀念，如明知為有夫之婦而與之通奸，系以悖于善良風俗的方法加損害于他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一項后段就非財產(chǎn)上損害負賠償責任。1971年臺上字第86號判例否認與有配偶者通奸系構成侵害他方配偶的名譽，但肯定其系侵害他人家室不受干擾的自由，亦構成侵權行為。隨后，臺灣最高法院判例肯定通奸系侵害他方配偶之權利(夫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權利)，但仍以民法第184條第,項后段作為請求非財產(chǎn)損害金錢賠償?shù)囊罁?jù)。"臺灣法院的上述做法的演變，正是反映了對侵害配偶關系第二個過程和第三個過程的演變。

近年來，我國的民法學界和社會各界對侵害配偶權的損害賠償救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現(xiàn)在已經(jīng)取得了立法的肯定。這就是2001年《婚姻法》第46條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一)重婚;(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三)實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建立了我國婚姻法上的侵害配偶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

從提出用民法的方法保護婚姻家庭關系，到法律正式確認侵害配偶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實際上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在1988年，我在《河北法學》第6期上，發(fā)表了第一篇關于侵害婚姻關系的損害賠償責任的文章，提出了為制裁侵害婚姻關系的違法行為，應當建立破壞婚姻關系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制度。在那時，我提出的理由和根據(jù)，是妨害婚姻關系行為侵害的是對方配偶的名譽權，這個主張在那時候還是有一定根據(jù)的，但是，這種行為的實質就是侵害配偶權。后來，有些學者在法學刊物上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對于這些主張，有些人或者大驚小怪，或者大呼小叫，認為這種主張是非常不合時宜的。隨著討論的深入進行，有更多的人同意了這種主張，并對這種理論給以深入的論證，加以完善。特別是在修改《婚姻法》的過程中，這個論題更是引起了廣泛的重視和注意，很多人參加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最后，這個制度終于得到了立法的確認，建立了這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民事法律制度。

三、建立侵害配偶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意義及其功能

建立侵害配偶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具有以下重要意義：

第一，確立侵害配偶權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是婚姻義務的內在要求。

配偶權是自然人身份權，是自然人基于結婚的事實而產(chǎn)生的配偶之間的身份權。配偶權和親屬法上的身份權的基本屬性一樣，都是以義務為中心的權利義務關系。締結還是不締結婚姻關系是公民的自由權利，但婚姻關系一旦締結，當事人就必須負載相應的道德與法律義務與責任。這些義務和責任乃人倫秩序、道德和法律在婚姻共同體中的預告配置，當事人按自己的自由意愿選擇進入婚姻殿堂，則意味著別無選擇地對婚姻共同體所負載的責任與義務的承諾，并在婚姻關系存續(xù)期間，認真履行其義務、落實其責任。當夫妻一方違背這些義務，逃避婚姻責任時，一方面可以通過當事人自覺的調適、改過而矯正，使婚姻關系得以繼續(xù)維持和發(fā)展，法律無須干預;另一方面則是從根本上破壞了婚姻的穩(wěn)定結構，使婚姻走向無可挽回的破裂。一方違背婚姻義務，就是對對方配偶權利的侵害，就要由有過錯的一方承擔責任，從而既維護婚姻義務的社會性、嚴肅性和權威性，又實現(xiàn)對無過錯方的必要補償與救濟。

第二，確立侵害配偶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是民法屬性的直接反映。

配偶權植根于婚姻的自然性能和社會功能，經(jīng)由人倫秩序和道德化提煉，最終成為法律制度。法律對配偶權的規(guī)定，就是要依法調整婚姻關系的當事人，使之符合社會對婚姻關系穩(wěn)定性的要求，有利于社會的發(fā)展和人們的生活幸福。一方違反婚姻義務，另一方的權利就必然地受到損害。民法恰恰就是規(guī)定權利，保護權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