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有調查表明，我國有91.8%的公眾對明星代言虛假廣告感覺“憤怒”。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立法對明星代言廣告的行為并無明文，如代言虛假廣告造成消費者權益受到侵害，代言明星往往以道歉了事，至多會使其信譽遭受質疑，無需承擔法律責任。簡言之，在我國法上，明星代言廣告長期無“規矩”。

6月1日實施的《食品安全法》填補了這一空白，該法第55條規定：“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個人在虛假廣告中向消費者推薦食品，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與食品生產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至此，包括明星在內的個人代言廣告，終于有了法律規矩。但爭議也隨之而來，馮小剛認為這條規定“是片面的、不公正的”，“法律也開始欺負明星了”，張藝謀則持相反立場，認為“如果你代言錯了，你就得認，要為自己的言行承擔責任。”

那么，我國《食品安全法》這一規定究竟是不是“欺負明星”?連帶責任的承擔又是否屬于“重責”呢?不妨先與國外相關立法作一粗略比較。可以說，在其他國家，明星代言廣告的法律規定要比我國嚴格得多。據了解，一些發達國家對名人、明星做廣告都設有嚴格而側重的法律規矩。

明星代言廣告的“域外規矩”

在美國，作為政府管理廣告的授權機構聯邦貿易委員會，為名人代言廣告立下了明確規矩：廣告詞必須反映代言人真實的意見、想法和使用經驗;代言人所聲明的準確性必須得到廣告商的證實;代言人在廣告中有關產品效果部分的聲明必須要有事實依據;如果廣告中指出代言人使用該產品或服務，那么他必須是該產品的真實使用者;只有當該產品被使用者證實具有所述功效，并且代言人愿意堅持他在廣告中所發的聲明時，廣告商才能繼續使用該廣告。可見，美國對代言廣告的真實性要求極為嚴格，廣告中的語言是廣告主對其商品的明示擔保，一旦發現違背擔保，消費者可據此索賠。明星代言廣告被看作“證言廣告”和“明示擔保”，一旦查出不實，即會遭遇重罰。盡管說，美國演藝及體育明星充當代言人的現象非常普遍，但在嚴格的法律規矩面前，明星對代言廣告卻持有十分謹慎的態度，代言行為多見于大眾消費品和服務類產品(如化妝品或銀行信用卡服務等)的廣告中，而對美容產品、保健品及藥物類廣告的代言則多是敬而遠之，寧可只做公司品牌形象代表，也不愿去代言廣告。規矩如此嚴格，違法代言者注定遭遇“重責”。代言虛假廣告的明星，甚至很有可能傾家蕩產。比如，搖滾巨星邁克爾?杰克遜因為沒有喝百事可樂飲料而受到懲罰，并被公眾列為普遍討厭的知名人物;影視劇演員菲德勒爾為一種治療十二指腸球部潰瘍的藥物代言，被查出虛假代言后，不得不將150萬美元的代言酬金上交給警察署，另被罰款5萬美元，3年內被禁止參與拍攝任何媒介廣告;一個好萊塢演員也被證實沒有使用代言的美容產品而被罰款50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