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婚姻是否影響重婚罪的認定

事實婚姻在重婚罪中，不影響重婚罪的成立,事實婚姻在認定重婚罪中重要。

[案情簡介]

自訴人黃某與被告人羅某于1992年在重慶民政學校學習時相識并戀愛。1994年畢業后，黃某分配在重慶石橋鋪殯儀館工作，羅某分配到宜賓市翠屏區高店鎮政府工作。1995年12月，黃某所在單位分住房，雙方商量結婚，經羅同意，黃某單位根據其申請出具了結婚登記的有關證明材料，黃某將有關材料寄給羅某，羅即利用擔任民政助理員的便利，于同月18日私下辦理了結婚證后，寄給了黃某。黃某持證分到住房并取得生育指標。1996年5月，羅某又與張某戀愛，同年7月未經張同意，利用職務之便私下填寫了與張某的結婚證，張得知后，告訴羅兩人僅是朋友關系，要羅將結婚證銷毀。1997年4月，羅搬辦公桌時，該份結婚證掉出被同事拾到，此事敗露。黃某得知后，即以重婚罪將羅某、張某二人起訴到法院。

[分歧意見和問題所在]

對于本案中羅某、張某的行為的定性，張某無罪，沒有分歧;而對于羅某的行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認為羅某的行為構成重婚罪;另一種認為羅某不構成犯罪。

持后一種觀點的主要理由是：婚姻的成立是男女雙方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確立夫妻關系的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4條、第5條、第6條、第7條明確規定了婚姻成立須具備的條件和程序。即結婚須男女雙方完全自愿，達到法定婚齡(男22周歲，女20周歲)，符合一夫一妻制，沒有禁止結婚的近親關系，沒有禁止結婚的疾病，雙方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第9條、第12條也體現了婚姻法的上述精神。符合以上條件和程序締結的婚姻為合法有效的婚姻，受法律保護。而本案中的當事人黃某與羅某的婚姻關系既不符合婚姻成立的實質條件，也不符合婚姻成立的程序條件。雙方登記結婚時，羅某尚未達到法定婚齡(尚差2個多月);其次，黃某沒有親自到場。因此，盡管羅、黃二人辦理了婚姻登記，但其違反法定結婚的實質要件和程序要件，其婚姻關系無效，不受法律保護。也就是說，羅某與黃某的婚姻關系無效，而重婚罪是以原有婚姻關系有效為基礎而成立的。因而，羅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屬于民事法律和社會主義道德規范調整的范圍。

本案的法律問題的焦點有二：

一、羅某與黃某的婚姻關系是否有效;

二、婚姻關系在法律上有效與否以及事實婚姻是否影響重婚罪的成立。

[評析]

我們持第一種觀點，羅某的行為構成重婚罪。

根據現行刑法第258條的規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與他人結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該罪的主要特征是，侵犯的客體是婚姻法規定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關系;客觀上，行為人有重婚的行為，即有配偶的又與他人結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犯罪的主體，一是有配偶的人，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又與他人成立婚姻關系;二是沒有配偶的人，明知對方有配偶而與之結婚;在主觀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

1、羅某與黃某的婚姻關系應確認為有效

羅某在辦理自己與黃某的結婚證時雖然尚未達到法定結婚年齡，實際僅差兩個月的時間，但東窗事發時早已超過法定結婚年齡，應無疑地確認其婚姻關系成立。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有比較明確的規定，《婚姻登記管理條例》也體現此精神。例如，《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違反本條例第12條、第18條的規定予以登記的，婚姻登記機關應當對婚姻登記管理人員給予行政處分，或者撤銷其婚姻登記管理人員的資格，并對仍不符合婚姻登記條件的當事人撤銷婚姻登記，收回婚姻登記證書。可見，對于后來符合婚姻登記條件的當事人可以確認其婚姻登記有效。

2、婚姻關系在法律上有效與否，并不影響重婚罪的成立

眾所周知，刑法側重于對社會秩序的規范和調整，它通過明確的法條規定，對具有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刑罰當罰性的行為亦即犯罪行為予以懲處。犯罪的最本質特征是其社會危害性，重婚罪也不例外。我國刑法之所以對重婚行為予以犯罪化，就是由于重婚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它侵害了我國一夫一妻制的社會主義婚姻關系。在我國，有關司法解釋和法規對事實婚姻在法律上的意義和效果已作了明確規定，即不承認事實婚姻的法律效力。1994年出臺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從法律上明確規定事實婚姻在婚姻法上無效，不受法律保護。但不能據此就認為：既然事實婚姻在法律上是無效的，那么一個合法婚姻與一個非法婚姻關系共存就不構成重婚罪。前述觀點的錯誤在于，婚姻法不保護事實婚姻，是指對于事實婚姻當事人，法律不賦予、不保護其享有合法婚姻當事人的權利，但并不是說對事實婚姻放任不管，更不是允許事實婚姻的存在。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有關司法解釋中明確指出：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按重婚罪論處。

由此可見，在婚姻法上，對事實婚姻不予承認和保護;但在刑法上，對事實婚姻應以重婚罪論處，不過這并非是對事實婚姻的承認，而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刑法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保護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3、羅某在主觀上具有重婚的直接故意

羅某身為婚姻登記機關的工作人員，熟悉黨的政策和法律法規，特別是婚姻法律法規，對于何為合法婚姻，何為非法婚姻以及重婚行為的法律性質和危害后果應有明確的認識。羅某在其與黃某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又私自辦理自己與張某的結婚證，并與張某長期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從主觀方面來說，羅某具有重婚的直接故意。首先，羅某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危害結果等事實情況有明確的認識。羅某很清楚，在自己與黃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同時又與張某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并私自另開結婚證，構成了重婚事實，嚴重破壞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與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和婚姻法的基本原則相悖，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其次，羅某對自己的行為的法律性質和后果有明確認識。羅某從事婚姻登記工作多年，對婚姻法律法規和破壞婚姻法的行為性質及法律后果應比普通人有深刻更明確的認為。羅某明知自己是有配偶的人，一旦再與張某以夫妻名義生活，甚至開具結婚證，即構成重婚罪，觸犯婚姻法和刑法，會受到法律的懲處。再次，從意志因素上來看，羅某抱有希望重婚的危害后果發生的心理態度。羅某在其與張某戀愛并迅速發展到同居生活，開具結婚證的整個過程中，始終是積極主動的，特別是在張某不知情的情況下，私自開具結婚證的行為，十分突出地表明了羅某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抱有“希望”的態度。

綜上所論，羅某在其與黃某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屬于有配偶的人，其與黃某的婚姻關系屬于事實婚姻，事實婚姻在重婚罪中，不影響重婚罪的成立，黃某符合重婚罪的主體條件;在主觀上明知自己的行為是重婚行為，會發生嚴重危害結果，并且希望和直接追求重婚危害結果的發生，具有重婚的直接故意;羅某下是在直接故意的心理態度下實施了重婚行為，與張某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并私自開具自己與張某的結婚證，完全符合重婚罪客觀方面要件的要求;羅某的重婚行為嚴重危害了我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根據現行刑法第258條的規定，羅某的行為構成重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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