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07年9月，甲到乙辦的小超市購物，與乙發生爭執，遂打電話讓被保險人朱某叫人來“教訓”乙。朱某即叫了另外3人，伙同其他共計11人來找乙，并與乙發生沖突。乙持事先準備好的尖刀刺中朱某等人，造成朱某等2人死亡。后經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對甲、乙等主要參與人均判處了刑罰。 刑事案件宣判后，朱某之妻作為受害人家屬，因未能獲得刑事附帶民事賠償，遂以受益人身份向某人壽保險公司提出索賠，遭到拒絕后，向法院提起了訴訟。二、庭審觀點 原告方的主要理由是：1、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死亡，保險公司應當依保險合同理賠。因被保險人的死亡結果，對其本人來說，顯屬意料之外。2、被保險人的行為不是犯罪行為，保險公司不能以犯罪行為作為免責事由。 被告方的主要理由是：1、刑事判決書中事實認定部分已確認被保險人在犯罪過程中起積極、主要作用；“本院認為”部分將乙的行為定性為防衛過當，甲為尋釁滋事。2、保險合同和保險法都將“故意犯罪”作為保險公司免責的情形。被告拒賠是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

辦案思路及心得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本案被保險人在刑事案件中被列為“被害人”，并未受到刑事追訴且確定為有罪。那么，未經審判的被保險人，當然就不能實施“故意犯罪”行為了。這不僅是原告律師提出的最主要觀點，甚至連主審法官也表現得極為認同。經過認真分析，上述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第一，刑事訴訟法第12條所稱的“有罪”，是指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包括三方面的含義：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違反了刑事法律規范，依刑事法律應當受到懲罰，也就是通常所稱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應受懲罰性”。只有這三個條件同時具備，才能確定其“有罪”。第二，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顯然，行為人未死亡，這是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前提條件，也就是確定其“有罪”的前提條件，因為死者無法承擔刑事責任，追訴已無必要。但是，是否不追究其刑事責任就意味著行為人的行為不是犯罪行為呢？能否承擔刑事責任、是否受到刑事追訴，顯然都不能改變行為的性質。第三，保險法第六十七條規定：“被保險人故意犯罪導致其自身傷殘或者死亡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從字面上理解，這里所表述的是被保險人的一種行為（故意犯罪）引起的兩種結果（自身傷殘、死亡），保險人均免責的情形。我們注意到，該條的假定條件是“故意犯罪”，卻有“引起自身死亡”的結果產生。如果依刑事訴訟法的理解，就會產生邏輯上的矛盾，因為死亡的人是不能被追訴的，也就不能被確定為有罪，談不上“故意犯罪”。所以，這里的“故意犯罪”不是刑事訴訟法上具有刑事責任承擔意義的“犯罪”，而是指行為的性質屬于“犯罪”，即具有“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只是因行為人死亡，不具有“應受刑事懲罰性”而已。綜上，刑事訴訟法所稱的“犯罪”和“有罪”，是從責任承擔的角度表述的，而保險法中所稱的“犯罪”是從行為性質角度表述的，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對本案法律問題的考量 本案被保險人朱某作為尋釁滋事犯罪的主要糾集者和實施者，對乙構成了嚴重的人身威脅，引起乙的正當防衛，最終造成自身死亡的后果。其行為顯然已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亦符合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只因朱某在毆斗中已死亡，在刑事審判中被列為被害人，并未受到刑事追訴，亦未確定其有罪；但這并不能改變其行為的犯罪性質。其行為是不是犯罪行為，不是以法院的判決為依據，而是以行為是否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來衡量。 還有一個在法庭上爭議頗多的問題，原告方認為，對任何人、任何行為，要確定其有罪或者屬于犯罪行為，必須要經過法院審理，其他任何個人和組織均無權確認。這似乎又陷入了一個邏輯悖論：法院進行審查的前提是行為人是刑事被告，而行為人已死亡，不可能成為刑事被告人；不能成為刑事被告人，其行為也就不能被確定為犯罪行為，結果保險人還是不能適用保險法第67條免責。其實這問題非常簡單，受理本保險合同糾紛案的法院就有權力也有義務進行審查。審查的事實依據是生效的刑事判決書，法律依據是刑事法律規范。

裁判結果

兩個多小時的舌戰，既要對抗原告律師，又要說服主審法官，還要應付原告的謾罵和人身攻擊。最后結果還算令人滿意——幾天后，收到法院的裁定，原告已撤回起訴。但對本案的思考尚未完結，這種民刑交織的案件數不勝數，律師要從容應對并非易事。筆者將以上心得輯錄于此，拋磚引玉，望諸同仁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