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機構的設立、人員經費、制定監管規則、監管信息的收集及實施監管等都是要花成本的，而且還有監管對象為遵守有關監管規定所要承擔的成本、監管所導致的尋租與設租成本以及反腐敗的成本、過度監管所導致的效率損失等。

監管的成本主要包括：

1.執法成本。

即證券監管機構為制定和實施各類監管的制度安排，以及維持證券監管體系運行而付出的成本。即使通過公共選擇制定的監管法律符合社會利益，也不能保證這些法律得到有效的執行。監管者在執行法律時，不能排除自身利益對法律實施的干擾。由于法律自身的不完備性，監管者可能對法律作出偏向自身利益的理解，從而可能降低了法律的效力。

2.守法成本。

即包括證券市場上所有被監管的主體為遵守有關監管規定而額外承擔的各種成本。目前，上市公司所推行的強制性披露義務所承擔的相應費用就是典型的例子。就金融市場而言，守法成本可能非常之大。據英國1986年金融服務法推算，守法成本至少達1億英鎊。正因為監管成本的存在，監管者的監管行為并非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均衡點，證券監管失靈同樣存在。如監管經常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甚至于走到制度安排的反面。加上監管效應的滯后，當一項監管措施被證明錯誤時，監管者已來不及糾正了。證券監管同其他政府決策一樣，存在認識滯后、決策滯后、實施滯后和生效滯后的問題。對于市場而言，監管總是比落后于市場的變化。也可以說，舊的法律往往構成新的法律的阻礙，增加了執法成本和守法成本。

3.道德風險。

道德風險是指由于某些制度性的或其他的變化而引發的私人部門行為的變化并產生有害的通常是不利于生產的作用。正如學者經常舉的購買火災保險的保險人對于火災隱患往往比購買前更加忽視的例子。監管會導致私人部門去冒較大的風險，也就是說，監管會降低正常的謹慎程度。監管越緊，成本也越高-不僅是監管自身的直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對金融機構提供更低廉、更富創新性和豐富多樣產品與服務的競爭力施加了限制-這最終將有損于這些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

(二)監管可能失靈監管者也是經濟人。

即使是在政治領域，個人也是嚴格按照“經濟人”的方式行動的。當人們從市場交易主體變化成公共選擇主體，并沒有變成圣人。或者說至少沒有像學者們所渴望的那樣變成實際的圣人。代表政府的監管者，作為經濟人，他們也與監管對象一樣同樣具有自利性，行為都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為依歸。他們同樣受到薪金、工作條件、聲譽、權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響。不管是制定管制條例還是執行規定，他們都有以公謀私的可能，亦即極有可能成為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工具，而偏離和犧牲公眾的利益。那種“政府權力單位化、單位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商品化”，及監管者與監管對象的合謀都是這種以公謀私的表現。即使假定監管者是大公無私的，但監管者對監管對象的信息永遠處在不完全、不對稱狀態。這不僅在監管者的財力、人力和時間有限，而且在于監管對象對自己一直擁有信息優勢。這就使得監管者既不可能制定出精致有效的監管規則，也不可能有效地執行現有規則。因為，有效的監管并不一定使監管者受益，有時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