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股權流轉制度的司法審查中，不能套用物權原因行為與物權登記行為之原理來對股權轉讓合同行為效力與公司內外登記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界別;行使優先購買權時的“同等條件”不能僅局限于價款條件，還應當包括支付條件、擔保條件及商業優化方案等條件的甄別;司法權對股權流轉糾紛的救濟應選擇合理的嵌入時機，且不能用股權“評估”的方式損害轉讓方的商業定價權。

股權轉讓糾紛禍起優先購買

華彩輕紡有限責任公司(下稱華彩公司)系由一大型全民所有制紡織企業于2001年經改制后設立的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為2800萬元人民幣。在改制中，曾引進投資者輕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輕工公司)及君豪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君豪公司)作為其股東，二者股權比例分別為31%和20%;華彩公司控股股東為其前身彩虹紡織廠(下稱彩虹廠)，享有39%的股權;以職工李秀林為代表的職工股比例為10%。2007年6月起，華彩公司擬進行股份制改革，由于涉及控股權之爭從而引發了股權內外流轉糾紛。一宗是輕工公司收購以李秀林等所持有的10%的職工股，如收購成功后輕工公司的股權比例將由31%增至41%，從而取代彩虹廠而成為新的控股方;另一宗是君豪公司對外轉讓20%的股權后退出華彩公司的股權結構。

華彩公司及其控股股東彩虹廠對兩宗股權轉讓行為的法律效力均提出異議。一是認為君豪公司所設定的“價款條件”存在虛高的“陷阱”，導致彩虹廠之優先購買權被架空。彩虹廠曾要求對競購價款條件進行評估，但君豪公司卻拒絕接受這一提議并依然將其股權轉讓給了公司股東之外的投資者，顯然損害了彩虹廠在同等條件下的優先購買權，故要求法院撤銷該宗股權轉讓行為;二是認為根據原改制文件的規定，股東在進行股權轉讓時應當經公司事先批準，否則公司有權不予辦理股權內部登記及工商登記。由于輕工公司對10%的職工股進行收購前并未經華彩公司事先審查同意，故要求法院確認該股權轉讓行為無效。

【規則與解讀】

修訂后的公司法增設專章規范有限公司的股權流轉問題。應當說，除對某類特殊股權的流轉設立法定前置審批程序外，公司對股權流轉一般無權限制。本案中，華彩公司的首度改制發生在修訂后的公司法施行之前，但股權轉讓行為卻發生在修訂后的公司法之后，故審查有關股權流轉行為法律效力的依據應當以修訂后的公司法為準，而不宜再適用原改制文件的限制性規定。雖然公司法有但書性規定，即“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但公司章程所設限制性條件的“底線”是不能對股東的基本權利構成妨害。

合同行為與登記行為

根據公司法立法精神，有限公司中股東內部股權流轉遵循的是自由的合同主義原則，外部流轉遵循的是有條件的合同主義原則。根據合同法原理，股權流轉行為的效力狀態應包括成立與不成立、有效與無效、生效與未生效等情形。

有理論認為，應當借鑒物權法關于“物權原因行為與物權變動行為關系”之原理來解讀有限公司中股權流轉合同和股權登記的關系，其認為股權轉讓應實行公司內部登記生效主義和外部登記對抗主義的股權變動規則。筆者認為，這種理論沒有公司法與合同法上的根據，并且對股東財產權的自由流轉將構成不當限制。

首先，上述物權法制度是“物權法定”原則的產物，在公司法和合同法對股權變動行為與合同行為之間的關系沒有給出任何限制性規定的情形下不能套用這一物權法原則。其次，股權流轉合同與股權繼受設立的基本關系應當是，在不具有法定無效的情形下當股權流轉合同成立時股權的繼受設立行為亦即生效。公司對該流轉行為的法律后果進行內部登記及工商變更登記是其義務而不是權利，是其履行保護新舊股東權益所必須完成的義務，一旦其拒絕履行該義務，則股權的出讓方及受讓方有權單獨或合并對公司主張權利，要求公司完成登記義務。因此，要求公司履行內外登記義務的法律價值是對股東處分權給予充分尊重的結果，而并不是公司行使審查權、確認權或承認權等權利的產物。

在股權流轉中，公司應尊重股東對流轉行為的決定權。應當說，除了法律明確授權外公司無權干涉股權的自由流轉，但公司卻負有對股權變動行為給予支持和配合的義務。普通的股權流轉自行為成立時即發生法律效力;涉及行政審批前置程序的,自批準之日起生效，未經批準前該流轉合同處于成立但未生效的狀態。當受讓人就其股權受讓的法律事實向公司發出通知時，公司自收到該通知起負有在合理的期限內履行內外登記的義務。公司不履行該義務的，并不影響股權本身的流轉與受讓效力，包括不影響出讓人以交付股權憑證的方式對股權實施的交付效力。同時，流轉雙方對股權流轉行為的撤銷、解除或主張無效等均應遵循合同相對性原則，不得以公司不履行各項登記義務而作為向合同相對方主張合同撤銷、解除或無效的理由。

根據上述股權流轉合同行為與登記行為的關系原理，君豪公司的股權轉讓和輕工公司的股權收購均是有效行為，華彩公司無權拒絕履行相關的內外登記義務。這是因為，股權流轉的實質性效力取決于流轉主體之間意思表示及其流轉行為的合法性，而與公司的態度、是否進行內部登記或工商登記等均無關。

行使優先購買權如何看“同等條件”

修訂后的公司法規定，經股東同意轉讓的股權，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有優先購買權。兩個以上股東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協商確定各自的購買比例;協商不成的，按照轉讓時各自的出資比例行使優先購買權。本案中，彩虹廠主張其在接受對君豪公司股權“評估”定價基礎上已經構成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同等條件”，其理由是否充分應依據對“同等條件”的構成因素進行合理判別。

筆者認為，“同等條件”的構成因素中主要由價格條件、支付條件和其他商業優化方案等條件構成，并應遵循該三項條件的順位性。即只有當前一條件因素具有同等性時，才存在對后一條件中優劣性因素進行判別的必要。

首先是價格條件優劣性的比較。價格條件體現的是定價權的歸屬，反映的是契約自由權;優先購買權是法律設定的一種特定交易權,只有在符合法定條件且不損害出讓人權益時才可成立，體現了法律在比較條件下對契約自由進行限制的立法意志。故股權流轉價款的確認主體無疑應是轉讓方和擬受讓方，主張先買權的股東只有用全盤接受的義務才可換取優先購買權的實現，其當然沒有對價格條件進行反向限制的權利。彩虹廠要求對股權進行“評估”定價，實際上剝奪了財產權流轉主體君豪公司的商業定價權。在股權價值最大化權利與優先購買權之間應當優先保護股東財產最大化權利，不應為保護優先購買權而貶損股權價值。

由于股權價格的構成因素并不僅局限于其有形財產價值,而是取決于諸多商業因素，轉讓價格不可能絕對準確地反映出股權的有形財產價值從而產生與其等值的價格條件，故存在“水分”的溢值價格是完全正當的商業安排。本案中，如果支持彩虹廠的主張，以評估進行股權定價的話則等于對君豪公司實施強制交易。

其次，關于支付條件優劣性的比較。包括支付期限是否等同或更加有利于轉讓人;如一次性支付方式顯然優于分期付款;貨幣支付方案顯然優于實物或股權支付;存在充分擔保的支付條件優于無擔保或保障性不佳的支付條件等。

第三，關于商業優化方案的比較。有的股權收購條件中提出了對被收購股權公司的某類商業優化方案，從而對該公司未來的商業發展將具有積極意義。如公司股東相比與外部受讓人在不能提供此類優化方案時，則即便在接受同等價款及支付和擔保條件下，顯然亦不能構成“同等條件”。

關于對優先購買權的司法救濟，筆者認為應當遵循事后救濟原則，而不得提前到商業交易程序中進行司法干預。即只有當交易完成后有證據表明存有妨害先買權實現的“名高實低”的欺詐性價格交易時，則該類股東可以訴諸法院要求評估股價或以實際交易價格行使優先購買權。但必須是在知曉后一年內主張權利，因為此類訴訟中蘊含著一個對既有交易的撤銷權之訴，故必須遵循有關撤銷權制度的法律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