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繼承人放棄的繼承權性質

民法學界一般認為，繼承權有期待繼承權和既得繼承權之分。通常，前者稱為客觀意義上的繼承權，指公民在繼承開始前享有的依照法律規定或遺囑規定而接受被繼承人遺產的地位;后者則為主觀意義上的繼承權，指在繼承開始后，繼承人在繼承法律關系中實際享有的取得被繼承人遺產的權利。理論上的如此區分并非文字游戲，它對司法和立法均具現實意義。

那么，繼承人放棄的繼承權究竟是何種性質的繼承權?對此，民法學界觀點不一，各國立法也不盡相同。概而論之，可分兩類，一是主張繼承人放棄的應是期待繼承權[1]。即認為放棄人不參加繼承，不得取得遺產，不負清償債務責任的后果產生，是由繼承人失去繼承期待地位所致;二是主張繼承人放棄的是既得繼承權。即期待繼承權不是實體權利，它屬于權利能力范疇，不存在放棄和接受的問題。況且繼承開始時繼承人已取得既得繼承權。其應繼份也已確定。因此，繼承人只能放棄既得繼承權。這一觀點為較多學者所接受。

筆者認為，放棄的繼承權的性質是既得繼承權，但又覺得上述否認放棄期待繼承權的理由似有不妥。期待繼承權應指繼承開始前，繼承人依法或遺囑指定而享有取得繼承了財產利益期待地位的權利。它是基于特定的事實(包括事件和行為)而產生，性質上應屬具體權利，是一種身份權而非權能。盡管期待權是屬于生成過程之權，作為具體權利與將來特定財產利益之間的關系尚未最終完全形成，仍存在著或然性，但其畢竟與權能的性質、地位及其所反映的內容有所不同。權能是泛指民事主體依法取得一切具體權利的資格，完全是抽象的，無具體利益可言。而期待權是特指某種身份地位的存在，它與特定主體間已形成了某種特定的無形利益。此外，雖然法律對各種期待權保護齋厚薄之差，但在一定限度中，仍有關于其權利的法規適用。因此，不妨將其作為權利稱之。不過，由于期待繼承權畢竟是一種具有身份利益的權利，是否能轉化為財產權利、仍處在可能狀態之中，唯有在繼承開始后才能最終確定。而且在期待狀態下，引起財產權轉移法律后果的事實尚未出現，由繼承法調整的繼承法律關系也未產生，至多在繼承人地位不明產生爭執時，引起確認之訴，而不會發生期待繼承權被侵犯的問題。因此，繼承人放棄的繼承權若指期待繼承權，意義不大。

二、關于繼承權放棄者的資格

據上分析，人們已確定放棄的繼承權是既得繼承權，由此就可給放棄繼承權定義，即繼承權人在繼承開始后至遺產處理前，享有作出不接受自己應繼份額意思表示的權利。可見，這種權利的行使，只要通過單方意思表示即可生效，無需征求任何人的同意或認可。既然如此，那么立法為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無能力者的利益，就必然會對放棄繼承者資格作出必要的限定。通常，立法要求完全行為能力人放棄繼承的意思表示，應由本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作出。至于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則不能為放棄表示。在此.立法者的用意顯而易見，無須贅言。

但問題是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可否代替他們作放棄繼承的意思表示?根據《關于貫徹執行;

筆者以為，第二種觀點否認第一種觀點的理由有可取之處，但其看法和隨之得出的黯論也有偏頗。的確，在多數情況下，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是屬于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人，但兩者并不完全等同。也就是說，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是無勞動能力，但并非絕對無生活來源，如有時他們接受贈與、遺贈等也足以維持其正常的生活。而我國立法規定給予保留適當遺產的情況，是需兩項條件同時具備而不是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的。因此，繼承法所強調的特殊情況，即被代理人無利益可取，法定代理人為不讓其受訟累而放棄繼承表示是存在的。當然，法定代理人在代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放棄繼承時，必須以不損害被代理人利益為前提。

三、關于繼承權放棄不得附條件的認識

在對待放棄繼承權能否附條件的間題上，各國繼承立法大致有兩種做法:一是明確主張放棄繼承不得附加任何條件，否則放棄行為無效。如德國民法典第1947條規定:“允受或拒絕接受繼承，不得附有條件或規定期限’。法國、瑞士等多數國家也持此種觀點;另一種是允許繼承人在放棄繼承的同時，可以將其所放棄的遺產給予某些特定的人。如前蘇俄民法典就有類似的規定，因而一些學者認為放棄是允許附加條件的。恰恰相反，筆者認為，放棄繼承若附加條件，實質上是接受繼承而不是放棄繼承，它等于是繼承人在接受繼承后對其應繼份作重新安排，并未真正放棄繼承權。當然，對此法律也應保護，但法律保護的是繼承人對財產的處分權，而不是繼承人接受或放棄繼承的選擇自由。

我國目前繼承法對放棄繼承是否可附條件無明文規定，但不少學者認為《意見》第46條關于“繼承人因放棄繼承權，致其不能履行法定義務的，放棄繼承權的行為無效”的規定，已從側面反映出我們是不允許繼承人以放棄繼承權為條件而不履行法定義務的。的確，繼承人因不愿履行法定義務，如不想清償個人債務，不愿承擔撫養、扶養、贍養義務等原因而表示放棄繼承的，勢必損害國家、集休、或他人利益，危及社會秩序。因此，規定此類放棄行為無效是理所當然的。但由此又引伸出一個有待澄清的問題，即放棄繼棄不得附條件中所謂“條件”的內涵和外延是指什么?《意見》第46條所言條件與附務件民事法律行為中的“條件，是否一致”

筆者認為，二者具有質的不同o前者實質上是為他人增設了一種負擔，它表現為一種具體的法定或約定義務，并與一定的法律責任聯在一起，后者僅是一種事實而不是義務，條件成就與否只能順其自然，而且它僅對法律行為的效力具有限制作用，與違反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無關。對于前者，我們已知立法不允許繼承人在放棄繼承時附加任何負擔。那么，放棄繼承權作為一種單方法律行為是否可附條件呢?答案也應是木能。因為繼承法賦予公民享有繼承權的目的，在于確定被繼承人死亡后的財產歸屬，以穩定社會關系。而這種財產歸屬的確定須以繼承人明確表示接受或放棄為前提。倘若允許放棄繼承權附條件，而條件這種特定事實的性質又決定了其具有未來性和不確定性，那繼承法律關系就無法得到穩定，這樣就將影響到其他繼承人的地位、應繼份的確定等，也就有悖于立法宗旨了。因此，我國繼承法在完善時，須規定放棄繼承權不得附條件，否則放棄行為無效。同時，也應明確放棄繼承權不得附條件中的“條件”，廣義說可包括兩種情況:一是不得使放棄行為的效力處于不確定狀態;二是不得以轉讓應繼份來逃避履行法定或約定義務。而狹義上理解僅指第一種情況，第二種情況嚴格地說是對放棄繼承權人行使權利的限制。

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筆者在對繼承權放棄有關問題分析探討，并力求解決一些理論與實際問題的過程中，也看到我國繼承法亞-需完善。誠然，立法完善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立法者亦非萬能，我們無法也不可能要求立法絕對定量、精確。但我想在立法時，應有這樣的思路，即對人們已認識的常見社會現象，盡可能作具體明確的規定，而不能用模糊、抽象的文字來表述。否則，法律將被曲解，甚至于無法執行的現象，將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