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上貨物運輸領域，國際統一立法的努力從未間斷。1897年，國際海事委員會（CommitteeMaritimeInternational—CMI）成立，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國際海事統一法，特別是《1924年海牙規則》、《1968年維斯比規則》的制定，為統一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減少國際貿易體制性障礙做出了杰出貢獻。目前各國海上貨物運輸法仍主要以《海牙一維斯比規則》為主要藍本，其中的一些規定已落后于時代的需要。所以，有關制定一部新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的計劃近年來成為世界海商法領域的熱點問題。在此方面，聯合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CITRAL）和CMI通力合作，于2002年通過了由CMI起草的《運輸法統一框架文件草案》，一部新的國際海上運輸法已初見雛型。然而，在這一新海上運輸統一法運動中，似乎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并未能引起學者們應有的注意，那便是海上貨物運輸法的強制性問題。誠如有些學者指出：學術界和實務界一直在討論改進《海牙規則》或制定一項新公約的有關問題。遺憾的是，是否維持海上貨物運輸法強制性這一具有先決意義的問題卻一直為國內外學者所忽視。”[1]筆者認為，強制性法律規范是海上貨物運輸法的重要特點和核心內容，并且貫穿于國內國際立法始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法律現象，有必要對其進行系統的研究。本文即從海上貨物運輸法強制性法律規范的意涵、淵源與發展過程談起，具體闡述其立法內容與理論價值、現實功能，以求對這一法律問題有更為清晰全面的認識，從而為我國海事立法提供借鑒。一、強制性法律規范的意涵及在海上貨物運輸法中的呈現海上貨物運輸強制性法律規范，意指調整海上貨物運輸的某些法律規則不能由合同當事人減損，與這些規則相沖突的約定將歸于無效?！盵2]眾所周知，海上貨物運輸法屬于私法范疇，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則，運輸合同雙方當事人一般而言享有相當的意思自治權利，僅在當事人沒有約定的情況下才會適用法律的指導性規定。即便是基于公平與公共利益的考慮排除當事人的某些約定，那也是在合同審查和解釋階段的一種例外處理。然而，海上貨物運輸法卻從其產生到充分發展的今天，從國內立法到國際統一立法，都打上了深深的強制性印記，形成其顯著的發展特色。如世界上最早的海上貨物運輸成文法——美國1893年《哈特法》的第1節和第2節便明確表明一切免除承運人適航義務和管貨義務的提單條款違法（notbelawful）而歸于無效（shallbenullandvoidandofnoeffect）。[3]迄今為止影響最大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統一法公約——1924年《海牙規則》（HagueRule）第3條第8款規定：運輸合同中的任何條款、約定或協定，凡是解除承運人或船舶對于由于疏忽、過失或未履行本規則規定的責任與義務而引起的貨物或與貨物有關的滅失或損壞的賠償責任，或以本規則規定以外的方式減輕這種責任的，均應作廢并無效。”在晚近立法中，我國1992年《海商法》第44條規定：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作為合同憑證的提單或者其他運輸單證中的條款，違反本章規定的，無效?！泵绹?999年新《海上貨物運輸法》減輕責任條款”規定：運輸合同中任何減輕承運人或船舶因疏忽過失或者因未盡到本法所規定的義務和責任而造成的貨物滅失、損壞或與該貨物有關的責任的條款，或減輕本法中未規定的類似責任的條款，均為有背公共政策的無效條款。”即便是反映了國際立法最新趨勢的《CMI統一運輸法最終框架文件草案》[4]亦以第17章合同自由的限制”專章重申某些法律規范的強制性特性，其第17．1條規定：（a）除非本文件另有特殊規定，任何有意地或直接、間接（或增加）承運人、履約方、托運人、控制方或收貨人根據同條款，如果與本文件關于違反義務應承擔責任的各項無效。（h）盡管有（a）款規定，承運人或履約方可以增加其在本文件義務和責任。（c）任何將貨物的保險利益轉讓予承運人的條款，概屬無效?！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