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船行。

被告：**國平成商事株式會社。

1993年1月，****船行(下稱**船行)與**國平成商事株式會社(下稱**商社)通過電傳簽訂一份租船合同，約定由**船行派船承運**商社的一批鋼材，裝貨港為日本大分港，卸貨港為中國天津新港。合同簽訂后，**船行于同年2月派船從廈門港駛往日本大分港受載。船抵大分港后，**商社以船舶不適航為理由拒絕裝貨。為此，與**船行發生爭議。后經雙方協商，由中國船*社與日本NKKK船級社對船舶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認為船舶適航。**商社仍然拒絕裝貨，致使船舶空載返回中國大連港。

**船行認為，船舶從廈門港駛往日本大分港受載，廈門至大分是此租船合同的預備航次，預備航次的開始即是合同履行的開始，廈門是本次租船合同的履行地。因此，于1994年3月17日向廈門海事法院起訴稱，**商社違反合同約定，拒絕裝貨，導致船舶空載，造成其經濟損失4.6萬美元，要求**商社賠償經濟損失，并支付利息。

**商社在答辯中對管轄權提出異議，認為合同簽訂地為日本神戶，裝貨港為日本大分港，卸貨港為中國天津新港，履行地應是大分和天津。被告在大連設有分支機構，有可供執行的財產。對本案有管轄權的法院應為日本國法院和大連、天津海事法院。

「審判」

廈門海事法院對被告**國平成商事株式會社提出的管轄權異議，經審查認為：原、被告通過電傳簽訂合同，被告確認時間在后，其所在地神戶為合同簽訂地。裝貨港為大分港，卸貨港為天津新港，日本大分、中國天津應為合同履行地。被告在大連設有分支機構，并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日本國法院，中國天津海事法院、大連海事法院均對本案有管轄權。

船舶從廈門港駛往大分港受載，此空放航次是本次租船合同的預備航次。所謂預備航次，是指船舶由上一次租船合同的卸貨港駛往該航次租船合同的裝貨港之間的空放航次。預備航次的開始即表明船舶開始履行該航次租船合同，即航次租船合同開始履行。但這并不表明預備航次的始發港即為航次租船合同的履行地。所謂合同履行地，是指履行合同特征義務的地點。絕大多數合同是雙務合同，一般情況下，總有一方當事人的主要義務是給付金錢的義務，另一方當事人的主要義務是履行非金錢的義務。正是非給付金錢的義務體現了合同的特征義務，履行合同特征義務的地點才是合同的履行地。航次租船合同的特征義務，是船舶將貨物由一港運往另一港，能體現這一特征的只能是裝貨港和卸貨港。船舶在預備航次的始發港并未裝載貨物，不能體現合同的特征義務。因此，不能作為合同的履行地。就本案而言，廈門港不能作為履行地。因此，廈門海事法院不具有管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