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法院訴前調解的“利”：

第一，訴前調解簡便、快捷;訴前調解因其程序的非正式性而具有靈活和簡易的特點。案件分流到調解法官手里之后，根據當事人提供的聯系方式，即刻取得與被告的聯系。同時了解被告對本案糾紛的態度和解決意見。有經驗的調解法官通過與被告的溝通、對話，對糾紛的解決就可做到“心中有數”、“迎刃而解”。訴前調解較訴訟調解更應當簡便、快捷，一旦調解破裂，便通知當事人迅速轉入訴訟程序進行審理;

第二，訴前調解使當事人省心、省時、省錢。當老百姓和別人發生矛盾沖突的時候，總是心情沉重，寢食難安，希望盡快把鬧心事搞定，把思想包袱盡早卸下來，如果法院能提前介入認真負責的進行調解，把矛盾化解掉，這樣就免得當事人一遍遍的往法院跑，既節約了群眾的時間，也使當事人的心情早日輕松起來，同時也免除了當事人的訴訟負擔。實踐中，有些當事人雙方同時到法院來，調解法官就可以立即組織調解，立即達成調解協議，立刻解決糾紛。使當事人省心、省時、省錢;

第三，訴前調解可以節約司法資源。與審判制度不同，調解的目的在于追求當事各方最大程度的利益。調解制度所關注的焦點不是糾紛發生的原因以及形成的法律事實，而在于在糾紛發生之后，如何尋求出一種當事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法。無論是非曲直，只要當事各方達成合議，調解的目的也就圓滿達成。事實上，只有當事各方自己才真正清楚其在個案中的利益所在。理論和實踐都已經證明，調解制度是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組成，是審判制度的有力補充。而訴前調解制度，正是傳統調解制度的發展與創新。將調解的時間范圍擴大至庭審之前，在立案階段就將一部分案件分流，避免當事各方的矛盾在庭審過程中進一步的加劇。同時，由調解法官作為調解主持人，其身份的特殊性和法律上的專業性，使得當事各方更容易對其產生信賴，最終實現理想的調解效果。這一制度的發展，使調解真正起到了替代審判的制度，節約司法資源的作用。首先，訴前調解解決民事糾紛具有終局性，能真正做到案結事了。訴前調解根本不存在上訴、再審、申訴、纏訴等問題。當前人民法院所面臨的實際情況是，因判決而引發的上訴、申訴、再審、纏訴、上訪現象頻繁發生，使社會對司法的權威和公正性產生信任危機。法院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應對當事人的上訴、申訴、纏訴、上訪。而訴前調解實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其次，訴前調解結案的大多能自動履行、即時清結。調解協議是案件當事人意志的體現，除了假借調解拖延履行的外，一般都能自覺履行協議。“執行難”是長期以來困擾人民法院和當事人的一大難題，調解卻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一問題，對那些履行能力欠缺的當事人而言，法院的強制執行也沒有用武之地，而通過訴前調解債務人往往能夠想辦法償還債務。第三，在訴前調解過程中，當事人可就案外爭議一并協商解決，不受訴訟請求的限制，能做到徹底、全面的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減少新的糾紛和訴訟的發生;

第四，訴前調解最能夠體現公平、公正。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常常呈現出一種重調解、輕審判的現象。出于社會效果、法律效果、工作考核等諸多原因，審理法官往往傾向于調解結案，因此，法官常常身兼審判者和調解主持人的雙重身份。由于法官手握判決的權利，當事各方對于拒絕法官提出的調解意見與調解方案往往心存忌憚，有時迫于法官的壓力只能接受，否則法官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利“以拖壓調”、“以勸壓調”、“以判壓調”“以誘壓調”，造成“強制調解”的現象。更有甚者，個別法官在審判中因人情、利益等原因，強制當事一方接受調解，使得調解制度成了司法腐敗的溫床。而訴前調解中，調解法官與審判無關，當事各方無須擔心如果調解不成會在審判過程中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也不用擔心因為在調解過程中的某些陳述或表態給法官帶來先入為主的印象，影響之后的審理。因此當事各方才能毫無顧慮地暢所欲言，表達自己真實的意見想法。由此達成的調解協議才是最大程度上代表當事各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切實體現公平、正義;

第五，訴前調解符合糾紛的多元化以及當事人價值觀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有些糾紛客觀上需要用調解解決，或者即使當事人訴諸法院，也愿意或者首先應當通過調解解決。這類糾紛沒有必要一律進入訴訟，而直接在訴前就可調解解決;

第六、訴前調解程序的確立，能夠導致傳統的訴訟文化的某種轉變，大大緩和訴訟的對抗性。訴前調解程序的確立，使其更多地向和解性轉變，理性的、平和地解決糾紛的方式受到推崇。因為訴前調解中糾紛的解決必須依賴當事人的自愿參與，并強調誠實信用原則，使程序保障理念得以升華。

二、人民法院訴前調解的“弊”：

第一，訴前調解案件有局限性。訴前調解的案件局限于法律關系明確，當事人爭議不大的案件。一些矛盾發生之后已經經過親朋好友、左鄰右舍或有關組織調解，在調解無效的情況下才到法院打官司，如果還進行訴前調解，勢必會拖延當事人的時間，影響訴前調解的聲譽和威信，使當事人產生多個部門推諉扯皮的感覺;

第二，個別訴前調解案件可能會使當事人失去最佳訴訟時機。如在外地打工回家過年過節的當事人，當原告方得知被告方在家時才到法院請求立案盡快進入訴訟程序，如果這時法院開展訴前調解的話，當被告方知道了原告方的訴訟企圖后就有可能提前外出打工，逃避糾紛的解決;

第三，發生法律效力的訴前調解書如果確實存在錯誤，缺乏明確的救濟途徑。由于法院對訴前調解也下達調解書，就導致了訴前調解與訴訟調解沒有多大區別。假如訴前調解調解書確實存在法律或者事實方面的錯誤，又怎么糾錯?如果存在調解書違法或者重大事實錯誤，只能啟用審判監督程序糾錯，那么訴前調解是否可以啟用監督程序糾錯?訴前調解是案件還未進入正規訴訟法律程序的調解，一旦啟用審判監督程序糾錯，在法律上是否有支持的依據?這是個有待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