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的署名行為都受“署名權”控制，如：在試卷上署名、在合同上簽名等……只有當署名行為的意志要素和署名及于的客體滿足《著作權法》規定時，該行為才受到“署名權”的控制。可見“署名行為”與“署名權所控制的署名行為”所包含的內容不同，前者范圍包含后者，“署名行為”將為行為人贏得程序利益。《伯爾尼公約》第15條第3款確定了在作品上標注名稱的出版者在作者身份查清之前可“代行”作者權利。代為行使著作權是一種程序利益，在我國，該條款被內化為《著作權法》第11條第4款和《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第2款。實踐中，特別是網絡數字時代，原創作者往往難以在有限的訴訟周期內查清，將在作品上署名的主體視為作者是為便利救濟而制定的制度，其并不排除真正的作者通過另案尋求救濟。

根據《著作權法》第11條(無論該規定是否與學界觀點存在爭議)單位可以成為作者，所以署名行為可以競合商標、商號的使用，以及與此相關的添加“權利管理信息”或水印的行為，這些行為在實踐中可作為認定作者的依據。這一觀點，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文書中給予了確認：“網站上的‘署名’，包括……權利聲明和水印……”，并可以據此推定著作權人身份。該案中確認了“添加水印”作為“添加署名行為”的性質，并指明該署名狀態可以作為援引《著作權法》第11條第4款的小前提，并未說明“添加水印”是行使受“署名權”控制的以表明作者身份為目的署名行為。

將《著作權法》第10條對比《民法通則》第99條，民事主體基于“姓名權”享有利用和禁止他人冒用自己姓名的權利可以發現，所有署名權控制的行為包括“出售假冒他人作品”的行為，均可被“姓名權”涵蓋。但《著作權法》之于《民法通則》是特殊法，在署名行為滿足“署名權”構成要件時，《著作權法》得優先適用。如，我國著名案例“吳*中與**朵云軒、**永成古玩拍賣有限公司著作權糾紛案”中將假冒署名行為定性為“……嚴重的侵權行為……”，“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46條第7項……處理。”后著作權法經過修訂，此項內容現為第48條第8項。有學者認為假冒他人署名行為“應當認定為不正當競爭行為或侵犯民法中姓名權的行為”，該觀點與德國著名案例“假冒埃米爾.諾而德姓名案”所確立的以人格權方式救濟的觀點相似，對此類行為，德國納入“邊緣人格權”中的“知名人格保護”，美國則納入“形象權”進行規制，并將其與商標權一起作為知識產權進行保護。

而我國鄭*思教授認為“假冒署名行為”與“假冒他人專利行為”和“商標的反向假冒”有一個共同點——侵權人并未實施權利人所控制的專用權，但“假冒他人專利行為”和“商標的反向假冒”均已被納入商標和專利法調整，因此“假冒他人署名”納入《著作權法》調整亦應順理成章，對于鄭*授的觀點，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獲得了支持并于2014年得到了重申。

希望通過上面的內容您能對署名權的劃分標準的一些相關的問題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如果您情況比較復雜，本網站也提供律師在線咨詢服務，歡迎您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