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原告姜某的丈夫黃某是山東省一家生物公司的員工。2012年3月24日18時05分許，黃某騎電動自行車在上班途中與同方向行駛的汽車相撞，當場死亡。3月29日，交警部門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以黃某醉酒駕駛電動自行車，按規定車道行駛為理由，認定黃某承擔交通事故同等責任，經調解后結案。原告于4月11日向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申請工傷認定。根據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被告認為黃某系醉酒駕駛電動車致交通事故死亡，遂作出“不認定工傷”的決定。原告否認黃某是酒后駕駛，請求法院撤銷“不認定工傷決定”。被告人社保局辯稱，黃某醉酒駕駛電動車的事實在《道路交通事故責任書》中有記載，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未認定或視為工傷，并請求維持

一種意見是，本案被告在受理原告的工傷申請后，根據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書》，經認定，黃某在上班途中醉酒駕駛電動自行車并無不當行為，故黃某的死亡未被《工傷保險條例》認定或認定為工傷。原告聲稱黃某不是酒后駕車。雖然他當庭提供了證人證言，證明黃某是醉酒而不是醉酒，但這只是一個單一的證據，無法反駁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中黃某是醉酒的結論。因此，被告人認為黃某的死亡不屬于工傷。事實清楚，法律適用正確。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應當維持

另一種意見是，黃某作為生物公司的員工，在上班途中因非其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死亡，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的工傷認定；被告人在事故死亡中未提供黃某醉酒的直接證據，僅憑《道路交通事故責任確認書》直接確認黃某醉酒駕駛，未履行審查黃某醉酒結論的義務，證據不足。因此，應當撤銷被告不認定工傷的行政行為，第二意見的理由如下：。交通事故認定書中陳述的事實不能作為直接可采納的證據。在訴訟中，當事人可以對交通事故認定作為證據的真實性、可靠性、科學性提出質疑。事實調查本身不屬于國家職能部門的分權范圍。每個國家職能部門對自己有權處理的案件都可以進行自己的事實調查，但這種事實調查對其他國家職能部門不具有既定事實的效力。特別是對于具有最終管轄權的法院而言，其他部門的事實認定只是當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證明其主張或者抗辯的證據。法院必須審查是否可以稱之為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以及證據的有力程度。當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事實和責任進行起訴和辯護，不受責任認定的限制。在審判實踐中，對交通事故認定的適用存在著長期的誤區。有的法官沒有對交通事故的原因、事實、過錯、責任進行核查，而是將交通事故確認書作為最終證據，對當事人的辯護事實沒有過多考慮。這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造成負面影響。根據證據規則，法院應當判斷案件事實是否真實準確，責任劃分是否適當，然后再決定是否使用這一證據，而不是簡單地將責任認定等同于生效裁定作為判決依據。因此，本案僅依據當事人對交通事故的認定認定事實模棱兩可，無法確認交通事故認定書中所表達的事實的真實性。也就是說，由于原告的反對，黃某在《交通事故確認書》中所表達的醉酒行為成為一個有待證明的事實。因此，交通事故認定書中所陳述的黃某醉酒駕駛的事實不能作為直接可采納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