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根據我國《公司法》對公司類型的劃分，公司可以分為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兩種類型。因此，公司股權轉讓糾紛最基本的分類是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糾紛和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糾紛

相比之下，有限責任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合資”公司，而有限責任公司仍具有濃厚的“合資”色彩。有限責任公司人文合作色彩的保留主要體現在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受到更多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股權通過股票的方式實現權利證券化，實現了證券（股）交易的自由。但事實上，我國現行證券法律法規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轉讓或股權交易，特別是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交易，都有較為詳細和嚴格的規定。但這些規定主要是基于上市公司股東人數眾多，具有相當的社會考量，注重保護社會公共利益，涉及反欺詐、強制信息披露、證券監管制度等諸多方面。受篇幅和體例的限制，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內容主要由《證券法》規定，待時機成熟后再另行討論

（2）股權轉讓合同效力和股權轉讓合同履行的爭議。因此，絕大多數股權轉讓糾紛都是合同糾紛。合同糾紛可分為合同效力糾紛和合同履行糾紛。據此，股權轉讓合同糾紛可分為股權轉讓合同效力糾紛和股權轉讓合同履行糾紛。從筆者近幾年處理的股權轉讓案件來看，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是爭議最多的一個問題，對于什么是無效的股權轉讓合同，如何處理無效的股權轉讓合同，必須首先解決，我國現行《公司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國企業法》等法律法規對合資經營和企業登記沒有明確規定。一般認為，在認定股權轉讓無效時，即在處理股權轉讓合同無效的糾紛時，應當按照民法通則、合同法、合同法的規定，對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進行綜合審查，公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規以及其他與公司法有關的行政法規。一般來說，一份有效的股權轉讓合同應當具備以下條件：股權轉讓合同主體符合法律法規；股權轉讓合同約定轉讓的股份或者股權，必須依法轉讓；股權轉讓方式應符合法律規定；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不存在以欺詐為脅迫簽訂合同的情形；不存在惡意串通或者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為。股權轉讓合同不符合上述條件的，應當認定為無效，因為股權轉讓合同遠比一般商品交易復雜，為了保證資本市場的有序運行，國家對該主體作了更多的限制，法律法規對股權轉讓合同的內容和形式進行了規定，因此判斷股權轉讓合同的有效性比一般商品交易要困難得多。然而，在諸多影響股權轉讓合同效力的案例中，筆者認為《公司法》中較為引人關注和豐富的案例有：有限責任公司出資轉讓未履行原《公司法》規定的股東同意程序；股東違反公司章程與他人簽訂股權轉讓合同的；股權轉讓導致一名股東持有公司全部股權；股權轉讓未辦理股東變更登記手續的。筆者認為，對這些情況的分析和討論，有助于我們對整個公司制度的總體特征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事實上，這些情況也是股權轉讓實踐中比較突出和爭議的問題。其他情形，如涉及國有資產、外商投資管理、證券市場監管等，法律、法規有特殊限制的，在確定股權轉讓合同效力時必須考慮。然而，這些情況更多的是行政和政策導向，這與本書所討論和分析的公司法一般理論相背離。限于這本書的主題和風格，在實踐中我不能放棄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但在這里我只能暫時“按表”

（3）捐贈、繼承、夫妻財產分割等特殊類型股權轉讓中的糾紛，股權質押和股權強制執行也會改變公司的股權主體，因此也應納入《公司法》股權轉讓規則的調整范圍。我國原《公司法》第35條關于股權轉讓的規定顯然只適用于有償轉讓，并不涉及這些特殊情形，《公司法》增加了繼承和股權強制執行的規定，但不涉及其他特殊情形。筆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七十一條可以用來解決其他特殊類型的股權轉讓問題，既可以保證股權的自由轉讓，又可以盡可能保持有限責任公司的人情合作精神，也許作者的分類可能并不嚴謹甚至粗糙，但正如霍克斯法官在本書中反復提到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筆者對公司股權轉讓糾紛類型的安排與其說是法律邏輯，不如說是法律經驗。筆者對近年來公司股權轉讓實踐中存在的突出糾紛進行了分類，并不尋求制度的完善。他只是希望在公司股權轉讓的法律實踐中留下自己的一點思考和膚淺的分析記錄，為“公司法司法化”做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