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社會各界開始關注販賣兒童問題。一些學者公開呼吁采取社會行動拯救被綁架和販賣的兒童。事實上，早在1991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了《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于12月29日修訂了該法，這部法律對家庭、學校和未成年人的社會保護做出了非常明確的規定。綁架和販賣兒童現象在社會上仍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執法過程中存在死角。”喬欣勝教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所院長，今天在接受《法制日報》采訪時表示，拐賣兒童犯罪在中國猖獗的根本原因在于執法機關獨立行動事實上，近年來，各級公安機關還積極開展了打擊拐騙犯罪的專項行動。例如，自2009年4月9日以來，公安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打擊販賣兒童和婦女的特別行動。截至當年5月25日，僅一個多月，全國公安機關就破獲拐賣兒童案件360起，解救被拐賣兒童447人。這只是以往特別行動成果的一個縮影。打擊拐賣兒童的特別行動無疑是被拐賣兒童和父母的福音，但特別行動畢竟是不正常的“定期打擊拐賣兒童犯罪的特別行動無法從根本上遏制犯罪行為。正確的做法是戶籍管理部門、交通管理部門、市容管理部門聯合行動，嚴格未成年人登記制度，明確未成年人父母的監護責任，強化保護執法機關的責任。發現未成年人從事違法活動的，應當立即登記，并通知監護人履行監護責任；發現綁架未成年人的，執法機關應當立即予以解救，并送專門機關處理。只有充分發揮執法機關的協調作用，才能有效打擊拐賣兒童犯罪活動

是民事打擊的重要內容，但關鍵是要充分發揮戶籍管理和城管執法機關的作用，讓他們在工作中關注兒童信息，禁止沿街乞討兒童，從源頭上切斷兒童管道。P>

“我國現行執法體制存在兩個死胡同：一是戶籍管理部門對未成年人的活動沒有完全掌握，未成年人的管理實際上失控。一是城市執法機構只負責打擊成人犯罪活動，所有乞討和盜竊的未成年人都將被罰款。這使得一些犯罪組織從事違法活動。p>

“中國現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似乎強調了家庭、學校、社會和司法機關對未成年人的責任。但仔細分析會發現，責任主體在很多領域和環節都不明確。法律應突出執法機構的責任，利用現有的執法網絡建立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喬新生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盡快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執法機關特別是戶籍管理機關和城市行政機關的職責。轄區內發生拐賣兒童犯罪的，由戶籍管理機關、城市管理機關負責人負主要責任。對轄區內有利用被拐賣兒童乞討、盜竊等違法犯罪行為的，城市行政機關應當及時處理，并對兒童采取強制保護措施。對拐賣兒童行為置若罔聞,致使未成年人權益受到損害的,，城市行政機關負責人應承擔責任，辭職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在打擊拐賣兒童犯罪活動中，要強化行政執法機關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創造良好的環境，從根本上遏制拐賣兒童犯罪活動。在打擊拐賣兒童犯罪問題上，我們決不能轉移公眾的注意力，更不能以犧牲公民個人隱私為代價營救被拐賣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