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屬于不能提起訴訟的行為。《解釋》第2條對國家行為的概念作了界定。國家行為，是指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防部、外交部等根據憲法或法律的授權，以國家的名義實施的有關國防和外交事務的行為，以及經憲法和法律授權的國家機關宣布緊急狀態和總動員等行為。國家行為的主要特征是：1、是特定國家機關作出的行為。2、是帶有重大政治性的行為。3、是依據憲法和法律的特別授權作出的行為。4、是由整體意義的國家承擔行為后果的行為。國家行為不納入行政訴訟的范圍，是國際上的通例。

二、抽象行政行為。

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屬于不可訴的行政行為。《解釋》第3條將其界定為“行政機關針對不特定對象發布的能反復適用的行政規范性文件。”根據這種界定，特定對象和能反復適用是抽象行政行為的兩項必備要件。抽象行政行為的適用對象不是特定的，對于同類情況可以多次適用;而具體行政行為的適用對象是特定的個人或可以確定的特定范圍的人，對具體事件一次性適用或者說只拘束特定事件。實踐中應注意，文件針對的對象應當指文件發布的對象而非文件所影響的對象;文件的反復適用應當區別于文件的持續實施。

三、涉及純粹內部事務的內部行政行為。

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的“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不具有可訴性，是一種不完全列舉。《解釋》第4條界定為“行政機關作出涉及該行政機關公務員權利義務的決定”。從立法精神看，排除的應是所有行政機關的財務、人事、機構設置、職責劃分等內部管理行為。內部行政行為是行政機關針對與其存在行政隸屬關系或行政監察關系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作出的行為，所涉及的是行政機關公務員所特有的權利義務。如果所約束的是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義務，則屬于外部行政行為。

四、行政終局決定。

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四項將“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排除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之外。當前，行政復議法規定了兩類行政最終裁決。一是該法第十四條規定的國務院作出的最終裁決;二是該法第三十條第二款規定的根據國務院和省級政府對行政區劃的勘定、調整或者征用土地的決定，省級政府確定土地等自然資源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行政復議決定。但征地補償、安置爭議不屬于該法規定的情形，應當可訴。

五、刑事司法行為。

《解釋》第1條第2款第2項將“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排除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之外。因公安機關兼具治安行政管理職能和刑事偵查職能，在實踐中，區分行政管理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應從公安機關內部實施行為的主體、法律依據、目的、任務、對象、效力等方面考慮。

六、調解行為及法律規定的仲裁行為。

《解釋》第1條第2款第3項將“調解行為及法律規定的仲裁行為”排除于受案范圍。行政調解和仲裁都是解決糾紛的替代方式。特別是，仲裁行為實際上是一種準司法行為(仲裁機關行使民事爭議的裁決權)，它不是行政行為，本身具有終局性而不可訴。

七、行政指導行為。

《解釋》第1條第2款第4項將“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排除于受案范圍。行政指導行為只是體現行政機關的建議、勸告等非強制性意見的行為。“不具有強制力”是為了與以行政指導為名，行強制行為之實的行政指導行為區分。

八、重復處理行為。

《解釋》第1條第2款第5項規定，“駁回當事人對行政行為提起申訴的重復處理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重復處理行為是行政機關對于歷史遺留問題的申訴，或者超過法定救濟期間向行政機關提出的申訴，經審查對原行政行為未作變動或者駁回申訴的行為。行政行為是否屬于重復處理行為，要看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獨立性。如某一行政行為在行政程序上已經完成，且已經實施。而當事人通過信訪申訴的方式尋求救濟。行政機關針對該信訪申訴作出的處置，如本身不具有創設、改變或者重新確認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性質，則不具有可訴性。

九、不具有實際影響的行政行為。

《解釋》第1條第2款第6項將“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排除于受案范圍之外。沒有實際影響的行政行為，是從行政法上的意義來說的，指的是沒有行政法上的約束力，而不是沒有其他影響，如現實生活中的影響。例如，原來勞動行政部門對勞動合同進行鑒證的行為、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經濟合同進行鑒證的行為，是勞動(工商)行政部門對勞動(經濟)合同進行的監督、服務措施，是否經過鑒證對合同的效力等并無影響，屬于在行政法意義上沒有實際影響的行為，不具有可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