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轉移勞動關系，有些人抱怨下崗職工腳踏兩只船。也有另外一種說法：具體操作難。其實應當說，在這件事情上，下崗職工大多并不是不想依法解決，而是勞動關系的轉移，本質上是下崗職工與企業和政府之間權衡和調整利益關系的過程。不僅需要具體的可操作性強的實施方案，而且需要深入的理論思考；不僅需要從經濟上保證下崗職工解除勞動關系有利可圖，而且需要從政策上保證解除勞動關系有發展空間。那么，全面啟動下崗職工從國有企業平穩轉移勞動關系，究竟目前要邁過幾道坎？

（一）錢從哪里來？按照《勞動法》及有關文件要求，對與原企業解除勞動關系的下崗職工，根據工齡等情況，應一次性支付經濟補償金。據某國有企業進行的人均測算，如此支付下崗職工的經濟補償金要超過一萬元。全廠百余名下崗職工起碼需要一百多萬元，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對本來就捉襟見肘的困難企業來說，實在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該廠廠長說：我們認帳，可一時沒有足夠的資金怎么辦？據了解，這是企業普遍的心態。于是有人提出由財政來扛鼎。揆情度理，地方財政在“兩個確保”工作中已支付很多，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金承擔的1/3部分，以及特困企業由財政兜底，都是由地方財政承擔的。再要地方財政全部或部分承擔解除勞動關系所需的經濟補償金，不能不說是免為其難。公平地說，政府出政策企業掏腰包是情理之中的事。眾所周知，減員增效是在“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背景下進行，減的是就業崗位的員，增的自然是企業收益的效，這意味著下崗職工為企業改革付出了代價，卻無法直接分享企業增效帶來的好處。所以說，給斷了勞動關系的下崗職工支付一定的經濟補償絕不是恩賜，而是對下崗職工歷史貢獻的承認，重要的是減少了企業未來勞動成本，對企業是有實益的。

（二）欲棄難舍的心態。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相當一部分下崗職工對原企業存有矛盾心理。一方面感到既然已下崗分流、再倒流回原企業事實上不可能，不免產生“流光容易把人拋”的無奈和“無家可歸”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又把所有制和國企身份看得很重。他們雖為再就業難多有牢騷抱怨，但怨言歸怨言，依然對企業深情回眸，心存希翼。在欲棄難舍的心態下，有些下崗職工變得“聰明”起來，在外從事勞動創造收入自然緘口藏舌。“常回家看看”是這部分人的典型心態，個中原因人人自明，不說也罷。客觀一點說，時下下崗職工做商賈當老板的并不多，能夠成大款大腕的為數更少，一點差事找不到而待在家里的人也不多，多數下崗職工是在平凡的崗位上戰戰兢兢“粉墨登場”。就業周期短，收入不穩定是不爭的事實。估計當今統計的再就業率，恐怕也把臨時性就業計算在內。這種動態的，可變的再就業，是下崗人員上了崗仍然覺得不安穩的重要緣由，要他們與原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有多少人心甘情愿？事實明擺著，只有當再就業后實際受益大于從前勞動關系的收益，才會心悅誠服地與原單位切斷勞動關系。

（三）社會保險是否罩得住？近年來，許多職工對下崗微波不起，處變不驚，選擇了其他再就業途徑。過去不屑一顧的崗位，有些人現在笑吟吟地來拼搶了。這種變化，對解決結構性失業具有積極意義。他們置身紛繁社會有了幾經周折的切身體驗之后，關心的是解除勞動關系后社會保險是否罩得住自己。調查顯示，當前下崗職工最關心的是企業發展前景，最企盼的是國有企業盡快走出困境，最擔心的是醫療制度改革后個人無力承擔由自己繳納的部分費用，最怕的是與企業脫鉤。有些職工坦言：社會在推進“再就業工程”時，給予下崗者的絕不該僅限于一份工作，而應該通過各方面的努力，切實保障我們的合法權益。我們老處在臨時用工狀態，以后若是再被炒了、大病了、老了怎么辦？這種情緒不能說是庸人自擾，而是實實在在地反映了對將要面臨解除勞動關系后無從把握的迷茫。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以往報道過的安置經驗，大多反映吸納了下崗職工，卻極少提及社會保險。從中可以窺見，社會保險不能覆蓋、監管經驗不足，依然是造成再就業者不愿與原企業脫離勞動關系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