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經濟的加速發展和審判方式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民事審判程序的內在不足和外在缺憾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日漸凸顯，已不能更好地適應新形勢下的司法需求。著重從民事一審終審制度設計的角度對我國民事審級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已是形勢所需。但改革能否順利啟動并達到預期目的，解放思想、更新理念是關鍵。為此，在建構我國民事一審終審制度時，首先要樹立起相應的正確的司法理念。

(一)私權、訴權與公權、審判權之間本是一種互動協作關系。

單一模式審級制度的弊端體現之一，就在于在私權利與公權力、訴權與審判權之間的關系問題上表現出較強的模糊性和不協調性，使得我國現行審級程序帶有濃厚的公權力服從于和服務于私權力的色彩。根據私法自治的原理，在私權范圍內民事訴訟當事人可以自由地處分自己的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但要以不影響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為前提。當事人將糾紛訴諸公力，本身就表明他愿意接受既定的公力程序的限制，或者說他并沒有指望自己的所有訴權都能得到滿足。筆者認為，“私權不可限制”、“訴權不得干涉”的想法是片面的，也是有害的。

事實上，當事人選擇司法途徑解決紛爭，不僅需要承擔相應的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更要面對進入訴訟程序后必然消耗的時間、精力，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評價與得失。當事人最怕的就是打“消磨戰”，一顆心總是“懸”在官司上，以致當事人之間的矛盾及當事人對法官的不理解可能隨著訴訟的延續越來越強化。因而在許多情況下，各方當事人都會放棄上訴，但卻彼此當心對方可能提起上訴或者申請再審而使自己長期受到訟累的困撓。這時如果設定一審終審程序，讓公權、審判權主動合理界入，對私權、訴權進行必要的指導和限制，有利于避免由于無知、猜疑、僥幸或者惡意心理引起的二審訴訟，促成當事人將全部精力用于應對初審，誠信文明行使訴權。同時，由于時過境遷，證據、財產容易流失，不僅對錯案進行補救的難度遠大于確保初審裁判一次性成功，而且前者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也是遠遠不及后者的。只有使當事人和法官都從“上級法院法官=高效的案件質量”這一有害的“審級心理”中擺脫出來，將各級法院的審判資源從重錯誤裁判的補救向確保案件初審質量上轉移，才利于當事人與法官協同推進訴訟的進程，最終以最小的成本實現糾紛的妥善解決，促進司法和諧——這正是對部分案件實行一審終審的動機和目的所在。

(二)設置一審終審制是確保公正與效率主題實現的重要舉措。

公正與效率是對立統一的關系。無論是從公權還是從私權的角度而言，對公正的追求都不是在所不惜的，如果案件的價值遠遠輕于訴訟的成本的話，這樣的公正是不值得追求的，此時對于這些案件實行一審終審不僅是適當的而且是必要的。正如伍*婷法官所言，“司法救濟途徑是人類在正義的陽光下有尊嚴地生存的一種社會必需，而不是一種不必要的高消費”(見《人民法院報》2008年1月6日版)。

無謂的二審(再審)不但會耗費更多的司法資源，而且過遲的公正判決對當事人來說可能消減甚至失去其應有的意義。如何使司法產品能夠在更加高效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需求，這是法官行使審判權應當著力解決的課題。將特定范圍和特定條件下的民商事案件確定為一審終審，其根本目的就是通過對下級法院的放權和加壓，盡最大限度地把小額訴訟和簡單案件解決在基層。一審終審案件必然對承辦法官提出嚴格的程序要求，如加強訴訟引導、判后釋疑、提高裁判文書質量等，這就能促進基層法官的審判水平和基層法院案件質量的提高。大量基層矛盾的有效化解又可使上級法院有限的司法資源從個別纏訴牽累中解脫出來，進而使其在重大復雜案件上真正發揮出應有的監督和糾錯功能。所以一審終審制度的設置，不僅不與“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方針相悖，反而更有利于實現各審級程序間的良性互動，從體制上解決公正與效率的問題。

(三)應著力處理好公權力在民事審判程序中的定位問題。

我國的民事審級制度充分表達了公權目的與私人利益的一致性，但卻抹殺了二者間應有的距離和客觀存在的沖突。公權力在民事審級程序的設計和司法活動的價值取向上存在著定位不準的問題，表現在二審程序中過于尊重當事人的訴權，再審程序中又過分干預當事人的私權處分，進而在司法活動的終極目的上不切實際地追求“客觀真實”基礎上的絕對的實體公正。

盡管審級制度的建立體現了對當事人訴訟主體地位的尊重，對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都有其固有的促進功能。但任何事物都只有在相對意義上才有其存在的價值。絕對地尊重當事人的上訴權，實質上是對其實際可得利益不負責任的一種態度，其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因而，正如新的民事訴訟法在再審程序的啟動上，由過分強調公權力的強制界入轉為更側重于保障當事人直接提起再審的權利，民事二審程序的啟動也應當從當事人無條件的強制啟動調整為私權意愿與必要的公權限制相結合，從而實現二者的和諧互動。只有這樣，才能兼顧當事人的訴權與司法權威。

我國民事審級制度從保護當事人實體權利的角度出發，過分強調裁判的客觀公正性和錯誤裁判的可救濟性，而忽視了訴訟程序的安定性和司法公正的相對性。不計成本地賦予當事人無限上訴權和再審啟動權，實質是為一種價值觀念的追求而否定另一種價值觀念的存在。訴訟是當事各方圍繞證據問題展開的一場博弈，法官能夠做到的只能是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基礎上使“證據事實”盡可能地趨同于“客觀事實”。再高明的法官都可能遇到證據矛盾無法排除、部分案件事實無法查清的情況，但定紛止爭的職責要求法院在此情況下仍須作出判決。只要判決是建立在“證據事實”基礎之上，而且有相應的法律依據，這樣的判決就應當是正確的判決，而不容被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推翻。因而刻意以“客觀真實”的標準追求絕對公正，這是不符合司法的特點和規律的，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