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章小某因盜竊被抓獲，自報姓名為章大某，民警亦從其身上搜繳到一張姓名為章大某的機動車駕駛證，與戶籍信息上的照片及基本信息大體一致，偵查人員據此確認其身份，法院也作了判決。刑罰執行完畢，當監獄將釋放通知書送達該犯所居住社區時，該犯父親向公安機關反映章大某系其大兒，一直在其身邊，未曾服刑。后公安機關調查，章小某與章大某系孿生兄弟，其曾犯故意傷害罪被判刑，為減輕罪責，遂臨時起意盜用其哥哥的身份。

【分歧】

在對被告人章小某所作判決生效并執行完畢之后，法院才查明其真實身份，此時如何更正判決書中被告人身份信息，產生了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啟動再審程序進行更正。理由是被告人章大某隱瞞犯罪前科，需酌情從重處罰，屬量刑不適當，因此應啟動再審程序予以更正。

第二種意見認為，以裁定方式更正即可。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390條規定“原判決、裁定認定被告人姓名等身份信息有誤，但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作出生效判決、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通過裁定對有關信息予以更正。”

【評析】

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理由如下：

在司法實踐中，判決書有誤的更正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第一種是加蓋校對章更正，這種方法簡便易行，曾經普遍使用，但沒有法律依據。同時，在法律文書上涂改、添加、加蓋校對章，這有損法律文書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應當禁止。第二種是裁定更正，比如民訴法154條之規定，用裁定補正判決書中的筆誤。第三種是再審更正，比如錯誤涉及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問題。由此，當前判決書有誤的更正方式只有兩種：裁定和再審更正。

那么，怎樣區分再審和裁定更正呢?

先看法律的規定，民訴法154條和《解釋》390條其實表達的是一個意思，即只要是不涉及實體和訴訟權利的，不影響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不影響定罪量刑的，就以裁定進行更正，否則就應當再審更正。

再看刑事判決書被告人身份信息中哪些內容可能影響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刑事判決書身份信息包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學歷、職業、家庭住址、前科劣跡情況等內容。其中常見的可能影響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內容有兩個：一是“出生年月日”，如未成年人是法定的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二是“前科劣跡情況”，如累犯是法定的從重處罰情節。

對于“出生年月日”有誤，如果信息有誤導致法定情節沒有認定的，如本是未成年人的認定為成年人，那么就屬于事實認定錯誤，應以再審方式更正，否則就以裁定方式更即可。

對于“前科劣跡情況”有誤，如是涉及累犯、再犯的認定與否，則毫無疑問應以再審方式更正，比如五年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被告人故意隱瞞前科。復雜的情形是僅作為酌定量刑情節時前科劣跡情況有誤的更正，因為前科劣跡情況不一定會影響量刑，比如有的地方僅對有前科的，且前科犯罪不是過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從重處罰。這同時就意味著，僅有劣跡的，前科犯罪是過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是不影響量刑的，至少不至于造成量刑失當，因此，這種情形是可以用裁定更正的。對于其他前科，一般是要酌情從重處罰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除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外，還應包括姓名、年齡、職業、住址、前科等情況。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身份等情況與真實情況雖有差別，但不影響定罪量刑的，應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等情況，影響對其定罪量刑的，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因此，被告人隱瞞影響量刑的前科情況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也就不能適用刑法67條第三款的規定，由此導致判決書有誤的，不能以裁定方式更正。

回到本案，被告人章小某隱瞞自己的前科，導致法院在判決時沒有考慮前科的從重處罰情節，影響了量刑，錯誤適用了67條第三款的規定，不符合《解釋》第390條的規定，不能以裁定的方式更正，而應當以再審的方式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