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建立合理的案件移送機制。

減刑、假釋程序本質是對原定刑罰的變更,應當屬于司法權的范疇,而司法權的被動特征決定了減刑、假釋程序不能由法院自行啟動而必須由作為訴訟一方的控方提出。因此，要改變由執行機關直接移送減刑、假釋材料，審判機關直接選定開庭案件的工作模式。應建立由執行機關申報，檢察機關審查，審判機關居中裁判三機關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減刑、假釋案件審查、審理模式。檢察機關根據執行機關定期提供的相關材料對罪犯的表現予以審查，認為罪犯在改造過程中的表現符合減刑、假釋條件時，應當向法院提出減刑、假釋建議。執行機關若認為檢察機關的決定有誤,可以向上一級檢察機關申請復核,上級檢察機關的復核決定為終局決定。

二是建立庭前審查機制。

一是檢察監督應當深入到對罪犯的日常考核工作當中去。派駐檢察室的檢察官應當有權約見罪犯;有權調閱罪犯的日常考核記錄，對罪犯的累積得分進行監督，并且應當有權聽取其他罪犯的意見。這樣就可以使檢察監督在提請減刑、假釋工作之初起到作用。同時我們要變被動位主動，需要有更多的時間走出去調查、了解情況，建立服刑人員和相關的人員(如被害人)的信息資料庫，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加強對減刑、假釋程序問題的研究。

二是檢察官應當列席分監區集體評議。全體警察會議對提請減刑、假釋的集體評議，并且對評議記錄應當有權調閱。派駐檢察室檢察官可以對分監區對減刑、假釋案件的評議提出檢察意見，對于檢察意見，分監區應當給以答復。

三是派駐檢察室負責人應當參加提請減刑、假釋案件的評議。派駐檢察室負責人應當是監獄提請減刑、假釋評審委員會的成員，參加提請減刑、假釋案件的評議。對于評議結果，檢察室負責人持有不同意見的，在評議記錄中必須有記錄，同時派駐檢察室負責人應當向派出其機關的人民檢察院作出匯報。

三是建立被害人參與庭審程序機制。

減刑、假釋案件的開庭審理主要是從司法的公正和罪犯的合法利益角度考慮的，而被害人的利益卻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了。如果被害人不能參加庭審旁聽，不了解罪犯的服刑情況，就會不理解或不接受法院的減刑、假釋的裁定，也就不會有好的社會效果。因此，開庭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應當及時通知被害人或其親屬參加。對不能參加的，也應及時告知減刑、假釋的結果，并作必要的釋明。

四是建立服刑罪犯本人減刑、假釋申請權的機制。

應當指出,無論是賦予檢察機關減刑、假釋建議權,還是給予執行機關面向檢察機關的減刑建議權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應減而不減”、“應假釋不假釋”的現象,為了盡可能避免這種弊端的發生,同時也考慮到程序參與原則的要求,應當賦予罪犯直接提出減刑、假釋申請的權利。檢察機關在接到上述申請后,應當在一定時限內指令執行機關提供相關材料,必要時得對罪犯本人加以詢問,并通過公示了解相關情況。歷經上述程序若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檢察機關應當向法院提交減刑建議書。如果不符合,法院可以徑直駁回。被駁回后,罪犯本人可以通過原申請檢察機關向上級檢察機關提交復核申請,上級檢察機關接到申請后,應當在一定的時間內作出是否同意減刑、假釋的終局復核決定。

五是建立公開透明的審理機制。

在現有的條件下，是否公開開庭審理應當視具體案件而定。對于重大疑難、社會關注的減刑假釋案件，以公開開庭為宜。對于一般普通的減刑假釋案件，可在監獄內開庭審理，但應盡可能地邀請領導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代表參加，增強開庭審理的公開性和透明度，確保了社會監督的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