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代公訴權的基本內涵

(一)現代公訴權不是專指刑事公訴權，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公訴權

公訴權在我國長期被看做是刑事訴訟領域的一個專用名詞，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無論是我國法律理論界，還是司法實務界大多是這樣理解的。從公訴權的淵源看，公訴權是從刑事訴訟領域中發展壯大起來的，而且它的活動和發展空間也主要是在刑事訴訟領域里。簡言之，公訴權源于刑事訴訟實踐并在其中得以發展和完善。在現代民主社會里，刑事公訴權是實現刑罰權和保障人權的程序機制，也是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的中堅力量。正因如此，“唯刑事論”的指導思想在我國訴訟制度史上一直占據了主導地位。其表現是把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主要限定于刑事法律的范圍之內。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新建的檢察機關很不健全，加之當時鎮壓反革命的任務相當繁重，檢察機關無力兼顧其他工作，因而形成了單一辦理刑事案件的局面。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受“左”傾指導思想的影響，把對敵人專政作為檢察機關的唯一職能，由唯刑事論發展而為唯專政論，削弱了其他的檢察職能，忽視了檢察機關民事和行政公訴權的存在。1978年人民檢察院重建，把唯刑事論或唯專政論的思想在1979年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固定下來，將檢察機關的職能僅限于局部的法律監督。在這一“唯刑事論”思想的指導下，我國的《民事訴訟法》(試行)、《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中也忽視了“公訴權”對危害國家或社會公共利益民事、行政案件的介入，實為立法的一大缺失，在客觀上嚴重制約了公訴權在民事、行政訴訟兩大陣營的理論拓展。

(二)現代公訴權與訴權是一脈相承的兩種權利救濟手段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公力救濟”取代了“私力救濟”，進而標志著以私訴權形式出現的訴權已經開始形成。隨著訴訟民主的推進，訴權逐步分解成“私訴權”和“公訴權”兩種形式。但我們并不能依此否定訴權和公訴權的契合性。據考證，訴權一開始就是指向“起訴之權”和“訴訟之權”，而不是專指“私訴權”。也就是說，公訴權同訴權的內涵是一致的，它們都是對人權保護的一種“訴追之權”，只不過，公訴權的存在是基于私訴權救濟力量的不足才得以產生的。一方面是私訴權無法應對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亟須國家公權力介入私人糾紛，從而促成了司法與行政的分工;另一方面是糾問式訴訟的不公正性和非人道性日益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客觀上促使了控訴與審判職能的分離。一句話，公訴權是補強傳統訴權的一種程序性權力，因而不應僅僅局限于刑事訴訟領域，還應涵蓋于民事、行政訴訟之中。囿于傳統訴訟理念的束縛，訴權被禁錮在民事訴訟領域中，以至于使訴權與公訴權在理論上被長期認為是一種截然的分野，極大地限制了公訴權在我國民事和行政訴訟領域里的拓展空間。其實，訴權作為構建各種訴訟制度的基礎，在我國訴訟法學中具有深厚的理論底蘊。正如薛*凌教授指出：“無論是民事訴訟，還是行政訴訟，抑或是刑事訴訟，它們都不能離開訴權而單獨存在。”可見，公訴權與私訴權并不是分道揚鑣的結局而是兩種公力救濟的彌合。

二、現代公訴權的功能定位

現代公訴權理論主要是對檢察機關依照法定程序，運用公訴權在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訴訟領域中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一種高度概括。現代公訴權在刑事、民事和行政訴訟中的應用是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通例。然而，公訴權在我國卻被長期認為就是專指“刑事公訴權”。在這一片面認識的束縛下，公訴權很難介入到民事、行政訴訟中，客觀上阻卻了公訴權的拓展空間。如前所述，公訴權也是一種訴權，它除了涵蓋刑事公訴權外，還應包括民事公訴權和行政公訴權。因此，現代公訴權的確立既是對傳統公訴權理論的傳承與借鑒，也是現代公訴權理論的邏輯起點。

(一)現代公訴權的確立是推動訴權理論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現代公訴權既能給權益沖突者提供一種權威的救濟途徑，也能及時化解社會矛盾，公正地維護法律秩序。公訴權在形式上表現為訴權發展的高級形態;在內容上是請求法院對案件進行審判并作出裁判的權力。可見，公訴權不同于行政權和審判權，它只是一種程序性訴訟權力，但它可以啟動訴訟程序。正因為如此，公訴的提起在絕大多數國家是啟動審判的必然。在現代法治國家，為制約審判權，要求法院不得主動地追究犯罪，審判的發動是以起訴為前提，即無起訴就無審判。作為一種高級形態的訴權，公訴權在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訴訟中的應用是訴訟規律的價值所在。從理論上講，檢察機關應當有權參與或提起民事、行政訴訟。但事實上，檢察機關只能就民事、行政行為侵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提起公訴。因為檢察機關過多地介入民事、行政訴訟，既非檢察機關人力、物力、財力所能及，也將會破壞非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民事、行政行為的法律運作效果。因此，在實踐中，檢察機關只能對于侵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行政案件提起公訴，這既是對審判權的一種制約與監督，又是現代訴權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總的來說，檢察機關提起民事、行政訴訟，無論是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和社會主義法系國家，都突出了維護公共利益和維護法制統一的本質。

目前我國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環境污染、不正當競爭、“豆腐渣”工程等現象，致使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嚴重受損。尋根究源，一定程度上與我國法律對此沒有明確規定具體的起訴主體有關，從而導致涉及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違法侵權行為頻頻發生。如果法律能夠賦予檢察機關有權提起民事、行政公訴，就可能會避免國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嚴重受損。可見，建立現代公訴權理論將有助于公訴權在不同訴訟中的深入拓展，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

(二)現代公訴權的確立是完善法律監督理論體系的關鍵所在

我國公訴權從其開始產生時起就與法律監督職能密不可分。也就是說，檢察機關的公訴職責先天就具有法律監督的屬性，即檢察機關的公訴權不僅僅表現為一種刑事追訴權，而且也具有法律監督的作用和意義。因此，我們不能把公訴權僅僅理解為國家追訴犯罪的一種手段，而忽略其法律監督的特性。在我國，檢察制度的內容雖然幾經變遷，但是公訴權的職能卻一直延續至今。我國現行法律賦予檢察機關有權對民事審判和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為什么就不能讓檢察機關參加到訴訟活動中去進行有效的監督呢?有觀點認為，檢察機關參加民事、行政訴訟，享有起訴權和抗訴權，那么就會發生檢察權干預審判權的問題。其實不然。事實表明，自審、檢分離后，任何國家都是由兩權來處理案件，并且同時出現在訴訟程序中。在刑事訴訟中是這樣，在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特定情況下也是如此。

由于行政訴訟的特殊性，如果法律不賦予檢察機關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力，就很可能會導致訴訟秩序的混亂，從而無法完全排除訴訟障礙。從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基本職能來考慮，我國的檢察機關是最適合擔當監督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重要職責。可見，檢察機關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已包含在法律監督職能之中。國家性質決定檢察的內涵，檢察的優劣反過來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國家的性質。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性質決定了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因此，將公訴權介入到刑事、民事和行政訴訟中，既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的自我完善，也是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途徑。

(三)現代公訴權的確立是深化我國訴訟法學研究的內在動因

長期以來，由于公訴權被局限于刑事訴訟領域，以至于我國法學界很少關注公訴權在民事、行政訴訟中的應用與探討。其實，公訴權也是一種訴權，它是訴權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出現的產物，理應為各種類型的訴訟制度所采用。因此，建立現代公訴權理論對于深化訴訟法學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公訴權是一種國家公權力，必然關乎審判權和檢察權的權力配置。其中，對公訴權能否科學合理地配置，事關檢察制度能否得到社會的認可。因為，成熟的公訴權理論將會對公訴原理、公訴價值、公訴保障乃至整個訴訟結構等基礎性問題產生深刻影響，并對刑事、民事和行政公訴制度的具體構建提供理論指導。

對此，立法者應當對各種權力進行科學合理的制度安排與設計。例如，公訴權的設置或多或少地與各種訴訟中的受案范圍、審理程序、當事人制度等有關。從宏觀上講，建立現代公訴權理論，便于我們對各個訴訟制度框架進行整體把握。從微觀上講，通過對刑事公訴權、民事公訴權和行政公訴權進行比較分析，將會更加深化和挖掘對公訴權理論的新內涵，科學合理地配置公訴權在具體制度中的應用，更好地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維護法制的統一。

另一方面，公訴權是一種國家公力救濟，它與當事人訴的利益密切相關。因此，深入研究現代公訴權理論，對于協調和平衡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訴權和國家公訴權等問題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在一定意義上說，公訴制度與自訴制度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如果處理不恰當，將會引發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訴權和檢察機關公訴權之間的沖突，以至于危及社會秩序的穩定。易言之，如果沒有科學的現代公訴權理論作指導，我們的公訴實踐就會陷于被動，甚至背離訴訟立法的初衷。因此，只有盡快構建現代公訴權理論，現代公訴權制度才能將涉及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沖突納入到訴訟之中，也才能更加有力地推動法治的進程。